从事实认定的角度看，判决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之间存在差距或矛盾的情况在所难免。认定事实是法官运用自己的认识能力，借助证据去推断发生在过去的事实的思维活动。从认定事实的主观条件来说，法官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从认定事实的客观条件来讲，认定事实所依据的证据的不可靠和不充分是难免的，比如关键证据可能灭失、证人可能发生遗忘或者记忆错误，等等。受主客观两方面条件的制约，以正确的名义作出的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不可能都达到和客观事实完全相符的程度，两者之间存在出入甚至相去甚远乃是一种正常现象。判决所追求的真实只能是有别于“客观真实”的“法律真实”，这一点已经成为我国理论和实务届的共识。
从法律适用的角度看，实体法并不总是能够为案件提供惟一正确的答案。就疑难案件而言，法律不能提供惟一正确的答案是司法中无法回避的真相和始终无法解决的难题。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必须通过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才能完成。我国最高法院垄断司法解释权的制度并不能推翻这一点。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只能缩小法官解释法律的余地，却无法取消法官实际拥有的解释权，因为最高法院不可能通过司法解释解决所有疑难案件中的法律问题。而且，最高法院的解释相对于千差万别的具体案件而言，仍然是一种抽象的规范，这种解释本身的适用也经常需要通过法官的解释来完成。正如洛克曾经说过的：“在神或人的法律方面，人们的解释便无穷尽。注解又引起注解来，解释又发生了新的解释；因此，人们常常要来限制，来分别，来变化这些道德文字的意义。”[6](p.467)而法官对疑难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解释并不意味着找到了惟一正确的答案，这是因为法官的解释必然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徐国栋教授指出：“解释者的主观意志是被解释法律的新生命力的来源，这是因为，第一，一个社会的观念是在缓慢地、然而是不断地变化着的，立法者与解释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越大，两种价值观的对比度就越大。解释者是新的价值观的代表，他通过解释把新的价值观灌输到旧的法律中去；第二，解释者的经验是他们进行解释的工具，因此绝对客观的解释是不可能的；第三，解释者能比立法者更好地理解作为解释客体的法律，因为解释者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有认识到精神或心理的因素对立法者的文化影响，而立法者本身却意识不到。因此，解释者的主观性正是解释能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的原因。”[7](p.32)不同的法官价值观念、知识结构、生活经验、角色感受等不一样，这些主观因素都将影响法官对法律的解释，因而不同的法官对同一疑难案件的法律问题的解释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可能截然相反，这就足以说明疑难案件的法律问题并没有惟一正确的答案。
当判决无法达到理想状态的正确性时，判决的说服力必然下降，判决的“正确性”对于判决正当化的作用也将随之减弱，甚至完全丧失。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判决也并不是必然能够为当事人和公众所理解。
就判决对于审判正当化的效果而言，只有当判决为当事人和公众所理解时，判决的正确性才能为他们所认识和接受，判决的正确性才能现实和有效地发挥使判决正当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贝勒斯指出的：“如果人们能理解程序及判决理由，他们就有可能接受解决其争执的判决。”[8](p.32)英国有一句着名的法谚，“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然而，当事人和公众对于判决的理解经常会遇到障碍。这些障碍可以分为无法消除的障碍和可以消除的障碍。所谓无法消除的障碍，是指当事人和公众可能因缺乏专业的实体法知识而始终无法正确地理解判决。法律知识的专门性，决定了法律问题并非总是可以为未受过专业教育的一般人所能够正确理解和把握，有相当一部分案件的法律问题始终不能为当事人及公众所正确理解乃是不争的事实。在当事人和公众对判决的理解存在无法消除的障碍的情形下，判决结果的正确性对于实现审判正当化的功能必然萎缩乃至丧失，只能从另外的角度去寻求对判决正当性的支持。所谓能够消除的障碍，是指当事人和公众对于判决的理解上的障碍，是可以借助合理的程序而消除的；反之，不合理的程序不仅不利于消除这种障碍，反而会遮蔽住判决的正确性。判决即使是可以为当事人和公众所理解的，要达成理解也需要足够的公开信息，需要和审判者之间有一定的沟通渠道和方式。否则，可以理解的判决也将会因为缺乏达成理解的条件而无法为当事人和公众所理解。这种达成理解的条件必须在合理的程序中才能具备，比如公开审判、理性对话等，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再作详细论述。可见，当正确的判决存在可以消除的理解障碍时，判决也无法仅仅通过其本身的正确性实现正当化，而必须通过程序的配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