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法院的地方化增加了法律适用的不统一，并使法院难以避免地成为地方保护的工具。这一点，近年来学者和司法界已经多有论述，故不再赘述。
其五，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是法院内部不能实现审判独立的原因之一。近年来，司法机关的改革确实在向着现代司法的理念和制度迈进，但除了具体落实现行宪法法律中的有关制度程序外，很多改革都停留在表面上，有些甚至成为一种对外谋求权力扩张的方式；有些则由于与体制龃龉难以为继，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行政化管理保留了对法官审判权的干预，但是却并不能保障法官在正常履行职务时行为不受到追究[9]。法院内部行政管理权和司法行政权行使到极致的时候，自身会对法官独立审判产生极大的抵触，现行的审级和上诉、再审制度之所以没有发挥预期的功效，与法院内部、审级之间不独立有直接的关系。无休止地发回重审，上下级法院之间的通气协调，以党政领导名义对法官审判工作的干预、竞争上岗或末位淘汰以及院长引咎辞职等等，都是来自法院内部的创造。近年来法院动辄以运动的方式求得社会公众的同情和支持，获得人大的赞许，减少各界的批评，尽管动机和效果未必不佳，但相对于积重难返的司法腐败问题而言，可谓收效甚微。
综观现代司法制度，以上问题很多都可以通过司法独立制度和程序保障得到解决或克服。特别是通过法官任免机制的改革完善、确立法官的身份保障制度，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法官素质和司法公正问题。现代司法独立是始于法官选任制度的，在规定的制度条件下，法官素质取决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一旦法官被选任之后，就必须依法赋予其独立的审判权。因此，司法独立、特别是法官个人的独立是以法官选任和身份保障制度维系的。而以法官素质低为理由否定法官独立，实际上遵行的是一种与现代司法制度完全不同的逻辑。我国确实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情，但为了实现法治的目标，在无法发现更为合理适宜的制度替代的情况下，最终不能不接受司法独立这一现代司法制度最核心的原则和制度。而实现最低限度的司法独立，社会不仅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承受一定的代价，包括经济成本、错误成本和观念、文化上的适应过程，而且还需要各有关权力机关舍弃一部分既得权力和利益；但是并不必然要求国体和政体的全盘改变，亦无需引起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关键在于能否认识其必要性和可行性。毫无疑问，司法独立如果不能建立在有效的制约机制上，可能会导致专权或恣意，但是，这种制约应该是更高程度的民主参与和有效监督，但却决不能是一种对司法活动和过程的任意、无效、非程序化的直接干预。以法官独立为核心的司法独立的确不能一蹴而就，但如果我们不是以此为目标进行改革，则必然与这一目标及司法公正越来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