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监督程序与诉讼程序是有差异的。对于诉讼程序，因为受审级制度的制约，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有着严格的先后关系，不经过一审，就不得径直进入二审，一审是二审的前置程序，二审是一审的程序延伸，这之间的先后逻辑不能颠倒。同样，在正常的诉讼程序和非正常的救济程序之间，也有严格的先后顺序。不经过正常的诉讼程序，就不得进入非正常的救济程序。然而，在案件进入非正常的救济程序后，由于它们的性质具有等值性，因而在法院的审判监督和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之间，并不存在审级关系；毋宁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并行的，存在哪里等待当事人行使程序选择权进行选择。
（8）三大诉讼法应当一视同仁，做相同处理。民事诉讼法若规定申请检察院监督前，必须首先申请法院再审，那么，行政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势必都作如此对待。而这一点，如果说在行政诉讼法中尚可行得通的话，那么，在刑事诉讼法中则一定行不通。因为对生效裁判，检察院都可以直接抗诉，而无需要求当事人先向法院申请再审。
（9）先申请再审、后申请抗诉的模式，必然加剧再审案件和抗诉案件的“倒三角”现象。如果按上提一级来说，若中级法院为终审法院，申请再审的法院则为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再审后，若当事人申请抗诉，则抗诉所指向的法院便为最高法院。一个基层法院的案件，按照先申请再审、后申请抗诉的模式，就到了最高法院；如果案件是由中级法院受理的，二审为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则为最高法院，检察院抗诉的案件则为最高法院再审的案件。高级以上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就不用说了。即便不上提一级，由原终审法院再审案件，以基层法院受理一审案件为例，则中级法院为终审法院。当事人向该中级法院申请再审，再审后申请检察院抗诉，检察院的抗诉也到了高级法院；中级法院受理的一审案件，经过抗诉，则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成了再审案件处理的主要场所，其不当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检察院，情况也是如此。先行申请再审势必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一个检察院的级别。反之，如果不实行先申请再审、后申请抗诉的模式，则中级法院终审的案件，检察院可以向其发出再审检察建议，案件通常在高级法院以下的法院就可以消化掉，而可以缓和“倒三角”压力。
（10）从操作逻辑上看，存在以下技术性问题：
其一，当事人申请再审后，撤回了再审申请，能否向检察院申请抗诉？如果能，则当事人容易规避此一规定；如果不能，则意味着取消了当事人撤回再审申请的权利。其不当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生效裁判结果如果损害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第三人的利益，当事人是不会申请再审的，当然他们也不会申请抗诉。在这样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检察院就没有了法律监督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