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宪法关系来说。审判机关的纠错，基于的是审判监督权；检察院的纠错，基于的是法律监督权。这两种权力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独立运行；对当事人而言，这是两种并行的司法救济权，在宪法上它们是并存的，在诉讼法上不能分出一个先后关系，否则就有违宪之嫌。
（3）对法院来说。对法院来说，目前再审案件的负担本来就重，现在这样一种规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要使再审案件翻一番，本来一个再审案件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事情，现在要变为两个再审案件才能解决，法院的再审负担由此必然加重。尤其是，从当事人的诉讼逻辑和诉讼心理来看，如果申请再审彻底成功了，那他可能会就此罢休，不会再次申请抗诉；但如果法院是部分改判，当事人则依然存在侥幸心理，还是会申请抗诉。除去彻底改判的案件外，实际上对于其他申请再审的案件，都会自然延伸到申请抗诉。对同一个生效裁判，先申请再审，后申请抗诉，就会先后产生两个再审案件，启动两个再审程序，来纠正一个生效裁判中的错误，徒增司法成本。
（4）从实际效果看，后者可以吸收前者。当事人通过申请再审能够达到的目的，一般都能够通过申请抗诉达其目的。这从抗诉的改判率较高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难以设想，对同样一个错案，当事人申请再审都能够达到目的，而申请抗诉却会使目的落空。毕竟，一般而言，抗诉能够比当事人孤独地申请再审，无论是对其程序启动权还是实体改判权，都只会有好处，而没有坏处。
（5）这样规定的结果，实际上无异于用法院的审判监督权钳制了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法院对再审申请的审查，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按照目前的规定，为三个月的审查期。审查后适用一审或二审程序处理，又要花费三到六个月的时间。如遇特殊情况，还可延长六个月等不等的时间；延长的次数还无规定。这样就存在一个再审案件，在法院就可能花费长达一年多时间。审查处理完毕后，再由当事人向检察院申请抗诉，已事过境迁。当事人本人也失去了诉讼热情，检察院此时再介入诉讼提出抗诉，也比较尴尬。因为，经过一次再审，如果再次抗诉，对法院的审判权威有极大损伤；再次抗诉启动再审后，法院对再审案件的改判已难乎其难[4]。有鉴于此，检察院是否还会积极行使抗诉权，已很难说了。此外，还有一种极端情形需要考虑在内，就是：法院如对再审案件久拖不决，检察院是否也久久不能行使法律监督权呢？这无异于使法院的审判监督权凌驾于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权之上，而这是违反宪法对“一府两院”基本构架的定位的。
（6）从监督权的性质来看。对于法院的审判活动存在着多种性质的监督权，有法院自身的审判监督，有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也有人大监督、政协监督、社会舆论监督等等。这种种监督之间，有性质的差异，但无高下之别。当事人对生效裁判怀有不满，可以向以上任何一种监督渠道反映情况，而这之间并无先后顺序或逻辑关系。如果向检察院申请抗诉需要首先向法院申请再审，那么，是否可以类推，向人大、政协、媒体申请或请求监督，是否也需要先行向法院申请再审呢？显然是不必要的。既然如此，为何向检察院申请监督，就需要设置一个前置程序呢？其理难以说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