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反思
本文在刑罚执行的领域来探讨人身危险性，其目的在于为实现刑罚的矫正功能寻求一个可操作的量化的概念。从以往的研究来看，人身危险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综合各派言论，笔者认为，人身危险性的构成应该是以罪犯的犯罪人格为核心，以社会和自然环境为外部条件，以罪犯的行为表现为外在表征的系统。但是，如果我们要为人身危险性量身定做一个科学规范的操作系统，还要从实证的角度对再犯预测做全面深入的研究。目前，这项工作还刚刚起步，我们还需要进一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细化这一问题。
刑罚执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矫正罪犯，消除他们的人身危险性。一旦我们有了科学衡量人身危险性的标准，我们就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比如对罪犯实行分类、个别化改造、减刑和假释制度的执行、罪犯改造质量的评估等。以往，我们对罪犯的人身危险性重视不够，导致了很多问题，今后，我们应当加强这方面的应用研究。但是，人身危险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话题，它是站在未然的领域，根据罪犯当前的客观事实(包括人格事实)，对他将来的犯罪可能性所做的一个主观评价。因此，即使在刑罚执行的领域内，我们根据人身危险性对罪犯进行分类处遇、减刑、假释的时候，也要格外小心，也不能完全依赖这一标准对罪犯进行评价，我们必须立足于法律规定，来解决这些问题。
【作者简介】
许永勤，单位为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陈天本，单位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注释】法官在刑罚裁量时，主要考虑三个因素：犯罪主体的人身危险性、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当然，对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也有不同意见，例如，1950年，在海牙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
刑法和监狱工作会议上，瑞士的弗朗索瓦?克莱克教授，针对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的必要性，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在审查被告人期间，如果审判官认为有必要在各种不同性质的制裁方式中选择出一种时，那就应该在判决前进行调查，然而如果这一调查只是为了使执行机关在判决后的执行中，对每个被判刑人都容易实行个别化的刑罚，那就应该另作考虑”。他主张将判决前人格调查制度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即主要适用于能否处以缓刑的问题上———弗朗索瓦?克莱克著，铃木寿一译：《判决前调查的必要性》，载《法律天地》，第11卷，第5期。转引自菊田幸一著：《犯罪学》，群众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页。
【参考文献】{1}韩轶.刑罚裁量中的人身危险性论纲[J].法律科学，2001(6)：108.
{2}曲新久.
刑法的精神与立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205.
{3}陈兴良.
刑法哲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饭社，1992：205.
{4}赵永红.人身危险性概念新论[J].法律科学，2000(4)：79.
{5}张明楷.犯罪论原理[M].北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77.
{6}胡学相.量刑中的基本理论研究[M].北京：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39.
{7}[意]龙勃罗梭.犯罪人论[M].黄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19-21.
{8}[意]加罗法洛.犯罪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44.
{9}[意]恩里科·菲利.犯罪社会学[M].郭建安，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74.
{10}宋伟卫，丁玉玲.人身危险性理论评析[J].河北法学，2004(11)：125.
{11}袁彬.
刑法的一种心理学分析[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11.
{12}陈仲庚，甘怡群.人格心理学概要[M].北京：时代文化出版公司，1993：236.
{13}菊田幸一.犯罪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7：182.
{14}李玫瑾.犯罪心理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92.
{15}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90-96.
{16}樊风林.刑罚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501.
{17}张秋芳.完善我国假释制度的建设性构想[J].当代法学，2003(5)：139.
{18}翟中东.论我国刑法中“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判定[J].人民检察，2001(5)：18.
{19}刘强.对我国限制假释之倾向的商榷[J].上海警苑，2001(1).转引自冯卫国.行刑社会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