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假释。
依据我国刑法规定，假释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的罪犯，在刑罚执行一定期间后(有期徒刑须执行刑罚二分之一，无期徒刑须执行10年以上)，如果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附条件地提前予以释放的制度。同时，对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以及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予适用假释。在假释中，“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危害社会”的实质性条件主要有四个：一是犯罪分子的服刑期限；二是犯罪分子的改造表现，只有犯罪分子具有悔改表现，才可以被假释，这些悔改表现主要是指认罪服法，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积极参加政治、文化、技术学习；积极参加劳动、完成生产任务；三是犯罪分子的犯罪情况，如果犯罪分子是累犯或法律规定的暴力罪犯，不能适用假释；四是其他情况，如果犯罪分子是老弱病残(罪犯自伤致残除外)，并且丧失劳动能力，可以予以假释。从以上规定来看，“不致危害社会的判定”主要是从客观主义的立场出发，将罪犯的服刑期限、改造表现、犯罪情况等作为衡量标准，而将罪犯的危险性格、认知特点、意志特征以及罪前表现等这些衡量人身危险性的因素排除在外，因而失之偏颇。例如，同是因暴力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罪犯，由于地理环境、生活经历、家庭背景、所受教育程度、人格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在犯罪的主观恶性、犯罪的倾向方面，仍存在显著性差异。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有些罪犯属于初犯、偶犯或激情犯，他们中大多数人主观恶性并不深，并且确有悔改表现。如果剥夺这些人的假释权，显然有失公正，并且与刑罚的目的相矛盾。
“不致危害社会”的判定所解决的问题实质是再犯预测问题{18}。从这一角度上讲，主要是指消除罪犯的人身危险性问题。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详细探讨了影响人身危险性各种因素，既包括主观因素，也包括客观因素。但是，从当前假释的判定标准看，我们过多地考虑罪犯在行刑中的客观的外在表现，而对罪犯的主观方面和罪前表现重视不够，其中，比较欠缺的就是缺少对罪犯的犯罪人格的研究。因此，如果我们在假释中引入人身危险性的研究成果，建立一套容易操作的科学合理的测评系统，根据测评结果来确定哪些罪犯适用假释，就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2.减刑。
在前面我们已谈到，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监狱主要是通过假释和减刑来作为激励手段，促使罪犯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其中最常运用的手段不是假释，而是减刑。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罪犯获得减刑的机会十分有限。此外，减刑也无法替代假释的作用，因为它无法在监狱和社会中间起到过渡作用。从另一角度来讲，减刑实际上是一种无条件的提前释放，在某种意义上，是比假释更高一层的奖励，因为减刑后的释放人员不需要经过一段监督考验期，来对他的某些不良行为进行限制。但对于那些累犯和重刑犯来讲，通过减刑这种无条件的提前释放的形式来激励罪犯，无疑将会对公众安全构成威胁{19}。因此，矫正机关应当改变观念，从确保社会公众安全、促进罪犯社会化和减少重新犯罪的角度着眼，尽量通过假释而不是减刑的途径，让大部分服刑人员提前离开监狱走向社会。但是，鉴于目前情况，我们只能靠提高再犯预测的水平来解决这一问题，尽量让人身危险性较小的罪犯获得减刑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