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要消除上述诸般疑虑，必须确保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国际法之方法的运用，能够孕育出国际法的专门知识和分析框架。为此，必须以国际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探明国际关系法制化的原理。例如，自1993年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界跨学科研究国际法一批最有影响的学者就已关注国际法问题，后进一步拓展为探讨制度主义下的国际关系法制化现象，其研究成果最终以“法制化与世界政治”为题，辑结成为著名的国际关系学术刊物--《国际组织》的一期特刊（2000年夏季号）。无独有偶，美国国际法学会2002年年会确定的两大主题之一也是“国际关系的法制化”。该主题研讨旨在“提出法律是否应当主导国际关系这样一个经验性和规范性的问题。……简言之，法制化对国际事务中法律是什么以及法律的应有角色提出了挑战。”[23]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国际关系的法制化现象，倘若要生成属于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应进行以下两个层面的研究工作：
（一）“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学说”的生成
第一个层面的研究工作是依据有关国际制度的一般理论，演绎国际法的特有知识，构建“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学说”，也可称之为“有关国际法的理论”（theory about international law）。
在西方国际关系学说中，国际制度理论是近20多年来发展最快、影响最大的一支，各个国际关系理论学派都建立了自己的关于国际制度的理论。显然，“国际制度”这一概念涵括国际法在内，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国际制度只不过是“改用其他名字表达出来的国际法”而已。[24]由此，以国际制度理论探讨国际法的产生与变化、效力与遵守等机理，已成为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两大学科交叉的最主要节点。然而，以国际制度理论分析国际关系法制化的原理，并非简单地将“国际制度”替换成“国际法”，权当实现了向法律思维的转换，而是要进一步挖掘作为国际制度一个特殊类别之国际法的独有价值。在厘清国际法有别于非法律性国际制度的特征之后，就可以据此在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有关国际制度的一般理论中推衍出国际法的特有知识，从而构成“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法学说”。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国际法的研究可大别为三类：第一类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分析并解决各种国际法律问题，主要是确定特定国际法律问题的性质和缘由，然后提出用以处理这些问题的适当法律制度。例如，运用集体行动理论分析跨国淡水资源管理的国际法律问题等；第二类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解释特定国际法律制度的功能和结构。例如，运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探讨国际环境保护法律规则为何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中比在WTO中更容易得到发展等；第三类是运用国际关系理论审查和重新定义国际法律制度，这类研究对国际法学者惯于采用的分析实证主义方法提出了挑战。例如，有的学者运用理想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张WTO不应仅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宗旨，并将其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限定为国家，而应基于分配正义和程序公正的考虑给予非国家行为体提起诉讼的资格。在以上三类研究中，的确存在着不加区别地搬用国际关系理论模式的现象，但在大多数情形下，都能超越一般的国际制度，突出国际法律制度的特性，从中可以归纳出许多有关国际法的基本原理。[25]
（二）“专门意义上的国际法学说”的生成
第二个层面的研究任务是借鉴国际关系理论，创制国际法的特有分析框架，构建“专门意义上的国际法学说”，又可称之为“属于国际法的理论”（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通过上述第一个层面研究工作挖掘出来的只是在国际关系理论分析框架内有关国际法的专门知识，而在第二个层面上需要做的研究工作是，通过这两个学科的交叉，不断推出专门的国际法理论分析框架。然而，以往，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的合作研究多停留在把国际关系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而只把国际法作为实证的原材料。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法学界的一些学者开始了真正的学科交叉工作，主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论证国际法的创立、解释和适用过程对国际行为体的行为有着独特的影响，这是为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中一般的国际制度理论所没有认识到的；二是阐明基于说服和合法性的过程，国际法在构建行为体的身份、利益以及国际体系结构本身的过程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这是一般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没有深究的规范性话语；三是确认对于国际现象的分析，国内的或跨国的行为体制定的法律是一种独特的解释变量，这是对传统“跨国法”理论的发展和对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法律特色上的补充。显见，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无不主张在国际政治中“法律扮演着独特的和实质性的角色”，“国际法学者有意识地试图挑战、弥补或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关于两个学科所涉共同问题的观点和手段。”[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