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诉机关一直在积极探索和试验刑事和解制度。在对刑事和解探索过程中要解决的问题，至少包括案件范围、内容、主持人、处理结果。
一是案件范围。目前刑事和解仅限于轻微刑事案件，以后会稳步扩大。我认为，应明确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至少包括侵害国家、公众利益的案件、不特定的大多数人利益的案件，国家工作人员渎职、侵权、贪污贿赂案件。
二是内容。我同意宋英辉教授的意见。即仅对案件中涉及的民事部分进行和解，在和解后被害人可对案件的刑事部分表达自己的意见。
三是主持人。与很多人的意见不同，我不赞成刑事和解由办案的检察官主持。首先，没有法律依据。其次，达成和解后检察官无权力约束和解内容的履行。最后，当前实际工作中，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工作量非常大，人员与任务的矛盾突出，如果赋予检察机关刑事和解的权力，检察机关实际上承担不了这项工作，反而影响办案的质量、效率。因此，我主张，刑事和解的主持工作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或者调解组织、当事人的单位、亲属朋友等较为中立的单位、人员。
四是和解后的案件的处理结果。就检察机关而言，对达成和解的案件，有的案件无逮捕必要的可以变更强制措施；认为不需追究刑事责任的，可撤销案件、不起诉；对必须起诉的，可以建议法院从轻、减轻处罚。
王公义（司法部研究室副主任）
我曾带团访问过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恢复性司法交流项目，还参加过中美关于恢复性司法的研讨会。相比较而言，我认为中国刑事和解做得很好，但也有待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
第一，犯罪导致的伤害包括身体伤害和精神伤害，也导致了相应的处理后果。目前的处理方式，包括羁押、经济赔偿（数额和及时性上存在问题）、精神补偿（法律规定上和标准上都有问题）都存在一些问题。
第二，刑事和解的优势。一是经济补偿数量大、及时，不会造成新的伤害，确实减少了经济损失。二是精神安慰方式上，加害人可以及时赔礼道歉，被害人获得当面的发泄和指责机会。三是减少刑罚适用。
第三，社会效果上，刑事和解后，加害人和被害人的满意程度较高。
第四，从社会管理学角度看，解决社会纠纷有三种方式：当事人自己处理、中间人调解和国家用强制力裁判。我认为，刑事和解综合了前两种方式的优势，虽然有国家工作人员介入，但国家权力并不正式介入。虽然警官、检察官介入案件，但国家权力并未以国家名义审理、裁决案件并执行其处理结果。刑事案件所涉及的问题较为复杂，处理不当很容易带来公众的仇恨。要减少矛盾，就要减少解决问题的手段。刑事和解有个标准问题，包括当事人标准；习惯性标准，即当地的风俗、人们的习惯；社会标准，即一般标准、法律标准。我建议，最好由刑事和解解决民间矛盾，但不要太偏离社会标准，国家权力不要轻易到民间去。
第五，在公平和效率问题上，公检法机关主要通过运用国家权力达致公平，但是要慎用国家权力，运用不好则易滋生其他问题。
樊崇义（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刑事和解构建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刑事和解制度的定位。可以从两个方面思考。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处理好司法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我国要实现依法治国，走司法现代化、正当程序之路；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简易程序、扩大不起诉的范围、辩诉交易、刑事和解等后现代的做法不断涌现。在这对矛盾中，我国构建刑事和解，步子该迈多大。
第二，我国的具体国情。现在，刑事和解的试点检察院和法院纷纷提出的问题有：刑事和解的范围不断扩大；被害人在不断要价；有钱的被告人不断加钱来逃避刑事责任；和解不成功，刑事案件变成行政案件，激化了社会矛盾等等。这些都提示我们要考虑刑事和解和社会治安的关系问题，群众的承受能力问题，加害人和被害人的素质问题等。应慎重考虑构建刑事和解要迈多大步子。我认为，将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划定为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案件，是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
左卫民（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宋英辉教授的报告基本上是实证性质的报告，实证方法贯彻得充分、鲜明，目前不多见，值得今后大力提倡。与纯粹从理论出发、从法条出发的研究方法相比，实证方法或许更有说服力。我个人很欣赏宋教授所用实证方法的如下特点：一是在大规模地区的调研。由于选取了东部、中部、南部和北部多个地区，报告对实际情况的反映就更有典型性、代表性。二是对比组的规模较大，数量和实验组数量相当。这样在评价时，就有了参照系，就易于知道真正的变量是什么，易于看出改革后引起变化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三是事后的评估和回访，深入全面。这样的实证方法当然就更有说服力。当然还有些问题需探讨。例如对比组应是不做实验的组别。但报告中对比组也含有适用了刑事和解的案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