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个税文化当然有它的长处：简便易行。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是皇家的事，不需要繁琐的讨论与决定程序。但是，它是有政治代价的。由于只有国家单方面的课征，不存在纳税者的讨价还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税收与生产消费的失衡，重税难免。通常的结果是随着王朝的老化，食税者人口日增，税赋日重，民生日艰，周期性王朝更迭将不可避免。所以，中国古代明君贤相的一个重要“信条”常常是“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不过，实行轻徭薄赋并不是法律，也不是人民的权利，是帝王对人民的“仁政”，是一种恩惠，是否实行全仗帝王自律。如果人民要求低税，那简直就是造反了。知道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孔老夫子变着法儿告诫统治者“苛政猛于虎也”!其实苛政何至吃人，它最终也吃统治者：老虎吃得人绝了种，它自己迟早也会完儿完。
西方的Tax则不同。牛津《现代高级英语辞典》对税的释义是“公民缴给政府用于公共目的的资金”。布莱克法律词典的“税”条说：“政府对个人、公司或信托所得以及房地产或赠予物价值征收的费用。征税的目的是获得财政收入以满足公共需求。”从中可以看出tax的核心含义有二条：第一，税是施加于财产上的一种“负担”；第二，税当用于“公共目的”。这个税文化与中国税文化差异的根本之处在于，它不认为税是财产的收益，而认为税是财产的“负担”。姑且称此种税文化为“负担型税文化”。
负担型税文化也有两个重要的经济、政治基础：经济上的财产私有制和政治上的公民国家。财产私有制大家都清楚，它是一种财产归公民（个人及个人的联合）所有的制度。虽然私有制不绝对排斥国家拥有财产，但是它主张区分政治与经济两个领域：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前者管财富的生产与分配，后者管公共事务。正是这种社会分工为“负担型税文化”提供了可能。因为从逻辑上说，只有财产所有人才可能承担附加于财产上的义务，如果公民没有财产，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税——没有财产何来财产负担？而公民国家则为负担型税文化提供了政治上的可能。因为只有公民联合的国家，它为公民服务，公民才有义务为国家的活动支付费用，人民也才可能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主权的主要标志是人民拥有税收决定权，并以此作为控制国家机关的重要手段。可见此种税文化中，税的“话语权”在公民，而不在国家。
财产私有与公民国家是现代税制的两大基础这一理论，可以从中西税制的历史发展中得到解释。在西方，现代税制的完善，是与私有制的发展同步的。在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完全的公有制，与此相应的是，税收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是陌生的。因为生产的财富都是国家的，国家需要多少就留多少。国家用多少，老百姓留多少，只是国家计划问题，不需要税收。我儿时家乡就曾经实行过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全部要上交、再返还这样的怪事。改革开放以后，公民私人财产的合法性得到承认，国家所需除了国有资产的利润（包括卖地）外，就得靠税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税收在国家公共开支中的地位日益重要。有报道说，2010年，我国税收首超8万亿，占财政收入的8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