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禁酒令得以通过与当时的政治有关。许多进步主义者认为，酒馆是城市罪恶的橱窗，是腐败的温床，是肮脏交易场所和藏污纳垢之地，还认为酒精工业是全国最为邪恶的托拉斯，利用当时社会反托拉斯情绪倡导禁酒，将禁酒作为实现自己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步骤。{4}(P216)这些对酒、酒店、酒工业的观点，在当时广泛传播。政治非常容易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当宗教和妇女组织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禁酒运动时，政治家和政客们当然不愿意放弃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表现的机会，为拉选票争先恐后地主张禁酒。
第四，就法律自身来讲，禁酒令入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与当时的进步运动特别是道德净化运动和“高尚的实验”相呼应，美国自下而上开始了通过立法形式禁酒。缅因州于1851年第一个颁布禁酒令，到1917年已有23个州制订了不同形式的禁酒令，{5}(P389)为禁酒最后入宪奠定了法律基础。
最后，“一战”成为了美国禁酒令入宪的最后推手。当禁酒运动风头正劲之时，恰逢“一战”爆发，1917年美国加入，给禁酒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由于酿酒需要粮食，禁酒等于节约粮食；由于酿酒技术和酿酒师多是德国的，禁酒等于爱国。经过支持者的不懈努力，禁酒运动终于在1917年借“一战”良机掀起了大潮，通过了宪法第18条修正案。
二、从禁酒令入宪看美国进步主义时期法制的变迁
时代的变迁塑造了新的法律。从宪法禁酒令可以看出，为了维护社会转型时期的公共秩序和价值体系，美国政府通过联邦和地方立法，加强了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加强了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在社会变革的影响和社会治理的需要下，其间美国法制也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这种变迁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从宪政上讲，进步主义时期为解决工业化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美国在原有的宪法框架内进行了自我调整。一是从形式上讲，由于剧烈的社会变迁，权力和权利都进行了重新分配，宪法修正案呈现出了喷涌状态。美国宪法诞生后的200多年来，除去宪法被批准后不久通过的《权利法案》，只进行了17次修改。而从1909年后的10年间，宪法就进行了4次修改，出台了第16、17、18、19条修正案，除禁酒外，还涉及到所得税、参议员直接选举、妇女选举权等问题。这既是进步运动的重大成果，也是推进进步运动的有力工具。二是从指导原则上讲，进步主义者启用了宪法导言中“公共福利”和“公正”两条原则，并以此作为改革的意识形态，但他们对这些原则的涵义作了深刻的语义转换。在立宪时期，“公共福利”指的是各州之间的共同利益，“正义”指的殖民地有权抵制英国王室和议会的暴政，捍卫自己的权利；进步主义者提倡的“公共福利”是指所有公民的共同的福利，“正义”则是指美国公民必须是自由的、有尊严的，不能成为其他群体奴役的对象。{6}(P310)三是经济形势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要求权力集中，权力制衡机制有新的发展。从纵向分权上讲，美国是先有州后有联邦，从立国之初人们一直对联邦政府权力，保持怀疑的态度和高度的警戒。但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很多交易和社会生活行为逐渐超越州的界限，并随着资本的集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开始失灵，于是，联邦监管力量加强，机构不断涌现，联邦权力进行了“扩容”，州权相对削弱。比如，1887年，国会通过了州际贸易法，为了协调执行针对铁路行为的禁令，美国联邦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州际商业委员会。1906年通过纯净食品药品法以及肉类检验法，成立了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为了加强对银行的监管，1913年国会通过联邦储备法案，建立了联邦储备委员会。1914年，随着反垄断的深入，建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1916年，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管理局。随着跨州犯罪的增多，联邦政府强化了刑事司法管辖，建立了联邦调查局。从横向分权上，三权制衡中行政权开始扩张。工业化、城市化使经济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多变，需要一个权力中心，而国会权力分散，难以统一；司法权比较保守，不宜主动应对社会变化的新情况；行政权顺应时代需要，并在司法权强有力的制约下艰难地成长壮大。对于19、20世纪之交美国宪法的变化，劳伦斯·傅利曼教授有一段精彩的评论：除了依旧是白纸黑字外，事实上美国宪法及其系统已与过往大不相同。他们就像古老的建筑，其外观仍旧完好地被保存着，但是其内在早就已经被破坏，铺上新的管线，每个房间都被重新改装。{7}(P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