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制度何以完善
——人民调解：后诉讼时代的回归
韩波
【摘要】人民调解是我国独有的一项调处民事纠纷的法律制度。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19日公布的《关于
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明定，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这对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促进人民调解工作开展具有积极意义。为此，本刊组织了一组笔谈，以飨读者。
【关键词】人民调解；人民调解协议；和解；民事法律行为；合同；民事诉讼
【全文】
我国自古就有乡治调解、宗族调解、行会调解、亲邻调解的法文化传统。自民主革命时期始，在批判继承传统调解制度的基础上，不断赋予这一纠纷解决方式以新的内容和活力，逐步形成了现行的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主持下，在自愿基础上公平合法地排解纠纷的人民调解制度。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调解制度在解决纠纷、缓解社会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改革开放来，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治国方略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使社会结构、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乃至纠纷解决的行为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被誉为“东方之花”的人民调解是否已成“昨日黄花”？在法治时代，人民调解赖以存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还有没有现实基础？后诉讼时代的来临，是否蕴含着人民调解再度崛起的契机？
一、后诉讼时代，纠纷解决体系的结构合理化
按照诉讼制度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功能，可以将中国纠纷解决史分为三个阶段：“前诉讼时代”（Pre—litigationera）、“诉讼时代”（Litigationera）“后诉讼时代”（Post litigationera）。“在中国，01年代以前可以被称为前诉讼时代，此后，进入诉讼时代。在前诉讼时代，诉讼不是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随着法律制度的重建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因此，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比如，一度盛行的调解，逐渐不受重视。诉讼时代的主要特征是争议解决方式的渐趋单一化、集中化。它的最主要的问题是高昂的诉讼费用耗费和时间耗费。社会复杂性、纠纷多样性的增强，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化。后诉讼时代是一个民事纠纷可以被多种方式合理解决的时代。”[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