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从司法技术角度看，现行司法机构权力配置中的突出矛盾集中在检察机关的权力界定上。具体说，检察机关集部分侦查以及控诉和法律监督权力为一体，这一格局事实上已经瓦解了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以及相互配合原则所要求的平衡。此外，更值得深思的是，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特别是扩张性解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力)对审判权这一终极权力的权威性的维护是否真正有利?当然，这一问题的预设前提是对司法审判权在诸种司法权力中最高权威的认同。由此或许可以作出这样一种判断：中国司法机构之间权力重新配置的核心问题是重新审视检察机关的职能与功用；检讨并真正解决检察机关的职能与法治国家中司法技术的一般规则之间的协调性。
5．各司法机构内部的权力关系
司法机构内部权力关系涉及两个基本方面：其一，各级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二，在各司法机构内部，不同职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于司法机构内部权力调整的制度性障碍较少，因而当前司法改革的实际措施主要集中于这一方面。
我们注意到，在司法机构内部权力的调整过程中，较为明确的取向是权力下放，亦即上级司法机构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下级司法机构(包括权力行使的部分范围划给下级)；[11]在司法机构中，上一职级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下一职级。[12]这一取向形成的主要理由和原因是：(1)司法行为的层次较多，会影响司法机构的整体效率；(2)社会各方面对司法行为受到的上级干预过多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3)下放权力有助于明确和落实司法机构的内部责任；(4)法治国家的普遍实践是突出司法机构成员在作出司法行为时的作用。
应该说，支撑权力下放这一取向的现实理由是值得重视的。但必须提到的是，在下放权力的过程中，似乎普遍忽视了对一些前提及背景的考虑。其中，尤其应当予以重视的因素是：(1)在司法地方化问题并未真正得到解决之前，下放权力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司法地方化的负面效果。例如，下级法院管辖范围的扩大，事实上增加了下级法院实施地方保护主义的能力。(2)在司法机构成员素质尚不够理想的情况下，且在对司法机构成员责任约束机制尚未形成的条件下，下放权力可能会进一步降低司法行为的水平与质量。[13](3)即使在有限的意义上，也不能肯定下级司法机构、低职级司法内部组织或成员比其上级能够更好地行使司法权；同时也不能肯定简单的层次比复杂的层次更能保证司法行为的质量。经验与直感间接提供的结论或许恰恰相反。实际上，司法机构内部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于激励和约束机制未能有效形成(依我看，原因主要在外部)，而仅仅通过下放权力显然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如此，如果把下放权力作为一种激励性措施的话，那么，逻辑上应当先行考虑的是约束手段的形成与完善。在约束手段不充分的情况下下放权力，其效果有可能违背下放权力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