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各阶层以及各个不同的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错综复杂，而这些矛盾和冲突直接或间接提交给司法机构，司法机构对矛盾诸方面的顾及使其在处理这些矛盾和冲突过程中常常处于尴尬地位。
社会变革在本质上是各阶层、各主体利益结构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中，不可能都获得“帕累托最优”或“帕累托次优”效应；〔7〕即便在获得这种效应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不同阶层、不同主体比较利益的优劣与多寡问题。这就决定了由社会变革所引起的各阶层、各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不可避免。在法律覆盖社会生活主要过程的情况下，这些利益矛盾和冲突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应受或可受法律评价的法律事实。不仅如此，当这种矛盾和冲突发展到难以调和的境地时，矛盾或冲突主体也倾向于寻求司法解决。由此所形成的局面是：中国社会所长期累积或由社会变革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直接或间接地交给了司法；司法直面着由社会变革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冲突。
与之不相适应的是，在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司法在处理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和冲突时受制并顾及于多方面的压力，从而难以坚守自己应有的法律立场。首先，社会各阶层、各个不同社会主体在社会变革中所反映出的利益要求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这些利益要求的相互冲突中，各主体都能够从中国社会的政治原则和经济规则中不同程度地找到支撑自己利益主张的依据。特别是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主体都有条件以其在意识形态上的某种优势，〔8〕借助于大众传媒的渲染，对司法机构形成一定的压力，藉此谋求司法对其利益的特别保护。在此情况下，司法所面临的任务与其说是法律规则的适用，毋宁是在不同利益之间寻求平衡。在一些波及面较广、影响较大的群体性冲突的案件处理中，这种状况尤为突出。其次，在处理社会变革中的矛盾和冲突时，司法机构必须遵守的最主要的原则或刻意追求的最基本目标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安定。在多数场合下，个案处理的法律后果与稳定、安定的原则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另一些情况下，两者并不重合与一致。更具体地说，追求和维护稳定与安定的目标在某些个案中不可避免地会损伤公平或公正的法律原则。于此境况中，司法机构只能从“维护大局”、“特事特办”这样一些理念中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宽慰的基点。应该说，中国司法所面临的这种矛盾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矛盾实际上是政治与法治之间内在矛盾的具体展示。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司法更偏重于对政治要求的遵从。再次，社会变革中的利益矛盾和冲突，部分产生于地方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在某些矛盾和冲突中，依照法律原则，政府应支付一定的成本。但基于地方政府财政普遍拮据的现实以及政府与司法之间的特殊关系，司法也不得不避开法律原则，或者牺牲相对主体的利益，或者将支付义务转嫁于具有实际承受能力的其他主体(如盈亏归属于中央财政的银行)，以此谋求矛盾和冲突的解决，同时也避免地方政府对义务的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