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进一步看，在国家或权威这一要素中，近20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政党及政府治理社会的方式及力度也有了较大变化。这不仅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诸多经济过程已脱离了政党及政府的直接控制，更主要是直接承载政党及政府指令、体现其权威的最基本单元——单位的功能发生了重大改变。单位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特性更为突出，而接受政党或政府指令实施社会(对单位成员)控制的动机及能力都有很大减弱。这也表明，在国家或权威这一要素中，司法的作用愈显突出，社会治理过程对司法的仰赖空前加重。
社会治理过程对司法的倚重，这本来是法治社会的应然现象，但问题在于，中国司法的现实条件尚不足以保证司法承载这样的社会使命。这一方面在于中国司法机构自身尚不具备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实力(直观上表现为需要处理的各种类型的案件超出了司法机构的负荷)；另一方面更在于，司法在国家制度结构中(特别是在制度实践中)以及在全社会的权威体系中并不具备法治社会所具有的、与实施社会治理的实际要求相吻合的地位。换句话说，社会治理过程对司法的实际需求并未转化为制度上以及实践中对司法的必要尊重和推崇。这是司法所面临的首要矛盾。
2．中国社会资源配置及经济运行方式已发生重要变化，市场经济的快速形成与发展要求司法创立并维护与之相应的经济秩序，而司法在这方面则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
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市场取向转入全面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迄至90年代末，市场已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经济运行中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已大体形成。作为普遍性的实践与经验，市场经济必须在确定的制度框架中存在和发展；特定的制度是市场主体理性预期的重要依据。马克斯·韦伯曾揭示过国家“正式制度”，即法律制度对于现代经济的必要性：“国家对经济来说，在纯粹概念上都是必要的。但是，尤其对一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制度来说，没有具有特别特征的法的制度，自然无疑是行不通的。”〔4〕
面对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形成与发展，司法机构虽然在姿态上的回应是积极的，但从总体上看，司法实践依然显示出一定的滞后性。这是因为：第一，相对经济现象而言，司法是次生的，居于第二位的。经济现象所产生的要求具体体现为法律制度乃至司法实践必然具有一定的时滞过程。同时，与经济过程相比，司法的变化也是缓慢的。第二，司法内在封闭性、保守性是司法的一般性特征。对法律规范的尊崇，对法律技术的自重通常成为司法机构及其成员的基本价值取向。司法机构及其成员习惯于从自身墨守的规范价值中寻求自我激赏，而外部的社会变化，尤其是经济现象的变化较难引致司法的共鸣。第三，对于中国司法来说，市场经济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对象。如果说经济领域中对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尚需作较长时间的探索与尝试的话，〔5〕那么，在司法领域如何创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秩序则是更为复杂的主题。一方面，即便立法工作以超常的速度进行，司法所能够得到的规范资源仍不足以应对激剧变化的经济现实，而在社会层面看来，立法的任何缺陷或不足都是由司法直接加以承受的。〔6〕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更具体地说，在司法自由斟酌的空间和范围内，司法机构成员受知识和经验的局限，亦难以恰当地把握哪种司法行为对建立市场经济秩序是必要或有利的，从而难以恰当地把握处理实际问题的基点。第四，与前述相联系，在体制转换时期，司法需要在新旧体制的不同要求中作出权衡。在许多情况下，司法既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旧体制所形成的现实，又要以超前的视野倡导和维护新体制所应有的规则。从理论上表述司法机构在此境况下的应有立场或许较为容易，但在实践中具体处置这种关系则极为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