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宪政模式。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体系依据各自的标准和方式对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定，依规范的确定性可分为如下三种模式：（1）具体明示型。不仅在国内法中直接规定这一问题，而且还对两者的关系进行具体定位。如塞浦路斯宪法第169条第3款规定：按照本宪法规定缔结的条约”应从其在《共和国公报》公布之时起，有优先于任何国内法的效力，但以这类条约、公约和协定为其他当事方所适用为条件“；大韩民国宪法第5条第1款明确规定：”按照本宪法正式批准和公布的条约和公认国际法规则应与大韩民国的国内法具有同样的效力“。这里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以宪法直接明示，如上所举例证；二是以普通法或判例法明确规范，而宪法并无规定，如中国宪法对此就没有规范，只是在《民法通则》第142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巴基斯坦则以判例法来体现这一点。（2）原则明示型。在国内法中作出明确地宣告和规范，但对国际法与国内法模式的选择却是抽象的、不明确的。如日本国宪法第98条第2款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和业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必须诚实遵守“；叙利亚宪法第71条第5款规定：由人民议会批准”同现行法律的条款有抵触的条约和协定“。很显然，从宪法规范的基本精神，可以推断出与国内法相抵触的国际法规范一经批准便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这一结论，但在此并没明确规定，表明了国家对待这一问题的谨慎立场甚至暧昧态度。（3）原则推论型。法律规范中仅作抽象模糊的原则规定，且这种原则条款并没直接涉及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而仅仅可从中推论出该国家对待这一问题的一般法律精神与价值取向。不少亚洲国家特别是采取二元论的国家大都属于此类。如印度宪法第51条就是典型。（注：印度法学家马里评价道：”第51条措词表明它的规定留有许多期待。它混合了对外政策的目标和国际法的因素。毫无疑问，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是任何外交政策中值得称道的目标。……‘培养’对国际法的尊重是一个非正式的草拟“。在此并没有使用”遵守“、”服从“等限定性字眼（V.S.Mani,Effec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Municipal Legal Order:The Law and Practice In India,As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5,1997,P.157）。）当然，也有些国家的宪法根本没有对此作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规定。
（三）司法实践。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司法实践，亚洲国家有所关注的关键问题是国际法在国内的效力与适用，即国内法律机制如何对待国际法律规范，各国的司法实践涉及如下三个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