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生，具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通过第三次警务革命，欧美国家警察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警察的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警方处置犯罪和治安问题的快速反应能力不断增强。但是，这次警务革命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一是警察数量的巨增和大量现代化装备的采用，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超出了社会经济能力所能允许的范围，引起公众不满；二是机器人式的警察形象和消防队式的警务工作模式，使得警察与公众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出现了公众对警察的信任危机。西方公众把警察的快速反应模式归纳为：“平时看不见，电话来呼唤，来时急如火，去时一溜烟。”全副武装的警察越来越得不到公众的支持；三是以快速反应为特点的被动警务风格，强化了警察打击犯罪的功能，但却大大削弱了警察在预防犯罪中的重要作用，造成了打不胜打、犯罪增多的恶果。
但是，第四次警务革命决不是人类警务革命的终结。这次警务革命从1960年开始，迄今已经进行了40多年。从社会效果来看，这场警务革命对改善警民关系、改变警察形象、提高警察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改革的活力逐渐减弱。特别是在强调社区警务的同时，快速反应、车辆巡逻等警务方式一度受到冷落，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是通过推行社区警务，犯罪问题并没有明显地减少，于是，美国又开始重新重视高科技在现代警务工作中的运用。因此，有的学者认为，高科技的运用也许代表着正在形成的第五次警务革命的方向。
（二）我国警务改革的理性选择
综观我国公安机关警务工作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与西方国家的四次警务革命相比，在发展阶段上既有超前，也有滞后；在形式和内容上，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小的差别。
首先，从第三次警务革命的主要内容—警察装备的现代化和快速反应的警务工作模式来看，我国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尤其是就装备的整体水平和科学技术在警务工作中的应用程度来看，目前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不小的差距；快速反应机制建设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已初步形成体系，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可以说，我们正在进行西方国家已经完成的第三次警务革命。
其次，从第四次警务革命的核心内容—社区警务来看，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我国公安工作一贯的指导方针，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我国解决犯罪和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我国的公安工作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社区警务本来就是我国公安工作赖以发展壮大的基点，是我国警务工作的传统优势，在时间上要早于西方国家。
再次，从我国警务工作改革的现状来看，近年来人们在学习西方第三次警务革命成果的同时，不少人开始推崇西方的第四次警务革命，提出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大力推行社区警务，并有不少地方派人到欧美国家学习社区警务的做法和经验。上海市公安局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明确提出，要把探索和推行社区警务战略作为今后一个时期上海公安工作的战略导向，要求全市公安机关转变思想观念，改进考核机制，为推行社区警务战略营造良好氛围；深化公安改革，优化警力配置，构建以社区警务为导向的警政体制和勤务机制；兴办实事工程，密切警民关系，强化以服务为导向的社区警务服务保障功能；发掘社区资源，加强警民合作，形成以治本为导向的社区治安控制体系。
回顾总结中外警务改革的历史，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两点启示：（1）世界上任何一次警务改革都有利有弊。对于国外的警务改革，我们既不能一概拒之门外，也不能盲目地全盘照搬。而必须从本国的国情、警情、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出发，科学地吸收，合理地借鉴。（2）面对复杂的犯罪和治安问题，不可能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警务工作模式。警察的文职化也好，军事化也好，快速反应也好，社区警务也好，如果单纯采用一种模式，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犯罪和治安问题。因此，中国的警务改革关键在于要处理好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的关系，寻找“土”与“洋”、“中”与“西”的结合点。
基于上述考虑，笔者认为，我国的警务改革必须坚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立足社区警务、面向警察现代化建设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决不能丢掉我国社区警务的传统优势，舍近求远，向国外学习；另一方面，要吸收、借鉴欧美国家进行警察现代化建设的优秀成果，大力实施“科技强警”的战略，不断提高警务工作的科技含量。首先，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警务工作的新路子。在群防群治工作中引入市场机制，对群众参与社会治安工作实行有偿服务。其次，进一步加快和完善公安机关快速反应机制的建设。尽快形成以指挥中心为龙头，巡特警为骨干，一线警力为依托，治安岗亭、卡点、报警点和群众性治安力量为辅助，统一指挥，信息共享，各警种协同作战，接警、出警、处警有机衔接的快速反应机制。目前，全国所有231 个地级以上城市（含4个直辖市）已全部建成智能型110报警服务台，1844个县和县级市级市开通了110报警服务台或设立了110报警电话，占总数的86.1%；现有巡警10.4万人（含防暴警察），派出所民警 37.4万人。这两支队伍在接处警方面如何分工协作，如何形成高效有序的工作机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再次，尽快实现警察装备的现代化。包括武器装备、防护装备、交通工具、通讯设施、侦察技术装备等，都要向现代化目标努力。第四，依靠社会力量，实现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
三、科学管理—中国警务改革的必由之路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但也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从表面上看，比较集中地表现为领导体制不顺，警力不足，经费紧张，装备落后，民警的整体素质不高，等等。但从深层次原因分析，则与我们的管理理念落后、管理手段落后、管理水平不高密切相关。回顾总结20世纪以来管理科学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对照我国警务管理工作的现状，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一是任何管理工作，大到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小到一个组织、单位和家庭的管理，都必须讲究科学。在管理工作中，不仅需要经验的积累，而且需要理论的指导。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管理理论必然是苍白的理论，同样，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管理实践往往是盲目的实践。我国的警务管理经过五十年的实践，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着深刻的教训。总的来看，目前我国的警务管理基本上还处于经验型、粗放型的管理阶段。警务管理工作既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更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如何吸收借鉴当代管理科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警务工作的特点和实际，尽快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警务管理学，是中国警学界和警务工作者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二是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信息社会到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在发生着迅速而深刻的变化。与此同时，管理科学也经历了从科学管理时代到知识经济时代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企业从集权到分权，从生产导向到消费导向，从机器管理到人本管理，从细密分工到流程再造，逐步走向人性化、知识化、柔性化、网络化管理的道路。知识经济的浪潮正以巨大的力量改变着人类社会，同时也改变着国家、社会和企业的管理。警务管理作为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必须适应时代变迁，不断地更新管理理念，改革管理模式，创新管理办法。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甚至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我国警务管理的现状来看，我们在管理体制、管理机制、管理观念和管理方法上，都还存在着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发展进步不相适应的地方，必须痛下决心，进行有力度的改革。三是经济管理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其主要问题是协调与监督，即如何有效地组织、利用、协调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具有较高期望值的经济效益。警务管理工作虽然不同于经济管理工作，但二者在管理的目标上具有相近之点，在管理的手段上具有相通之处。警务管理的最高目标是为了通过对警察和警务工作的管理，发挥每一个警察的最大潜能，实现警察机关承担的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确保治安良好的崇高使命。它所追求的直接目标尽管不是经济效益，而是政治效益、法律效益和社会效益，但却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科学、有效的警务管理工作所产生的综合效益，不是用金钱所能衡量的。然而，经济管理工作中所采用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在许多方面都值得警务管理工作者学习和借鉴。中国警务管理改革的基本方向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