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模式最为简单，没有区分普通合同和消费者合同，当事人可以在有限制的情况下，自由选择法律：合理联系和公共秩序。当事人没有选择时适用最密切联系方法确定准据法。正因为这种简单的立法模式留给法官太多的空间，使得美国的实践五花八门。再加之，美国的法律选择一贯基于国内的关注，主要用来解决各州之间的法律适用冲突。美国现代冲突法的特点是基于利益基础上的地方主义，各州的个性化发展影响了美国统一法律适用法的发展。但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的模式不能保护消费者，相反这种和美国国情、法律传统相适应的模式，也能达到和欧洲同样的保护消费者的目的。[13]
我国立法模式似乎介于二者之间。首先把“适用消费者经常居所地法”作为一个基本原则，给予消费者特殊的保护；其次给予了消费者单方选择的自由，且限定在“商品提供地法”。接着规定如果经营者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没有任何相关活动的，适用“商品提供地法”。虽然只有两款但也有三个层次，规定得简明扼要。
（二）启示与思考
正如上面所分析的，欧美有关消费者保护的法律适用规则，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模式，有其特定背景和原因。欧美都曾尝试改革，但均已失败告终。
欧洲合同法律选择条款有一些例外规定，其中一个主要的例外就是弱方当事人的保护，因此在欧洲，消费者合同的法律选择不能剥夺消费者惯常居所地的法律保护，已成共识。但是消费者的惯常居所地法的适用也有限制，即另一方当事人“经营者”应同时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从事商业活动，这样那些所谓的“移动消费者”，自己到另一国家主动购买商品或服务的，就不在保护之列。《罗马公约》第5条保护的是消极消费者，怎样使这些“移动消费者”的权利也受到保护？《罗马条例I》曾试图进行改革，在其草案中曾增加保护“移动消费者”的条款，但最终没有成功。[14]主要来自经营者的反对。如果把积极的主动消费也纳入“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的适用范围，经营者会面对许多不同的消费者所在国的法律，对于经营者开展跨国经营十分不利。
美国尝试在U.C.C修订中引进欧洲模式，结果失败。反对者多来自商业利益集团，他们不愿让自己面对消费者惯常居所地的法律。一些学者认为适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会增加诉讼费用风险，[15]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美国的宪法体系对合同冲突法的限制，如果强制适用消费者惯常居所地法，会违反宪法的“充分信任条款”。[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