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的述评，我们想要说明的是：清代州县的民事审判活动仍不能算是严格的依法判决，但与现代意义上的调解也存在重大区别。抛弃学理上的争论，从一般的意义上，可将其看作是一种由地方官单方主导，以情理为基础，以责罚为后盾的“调处”式纠纷处理方式。[19]这也就是说，即便到了清末修律前夕，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特征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
二、修律的历史背景
中国法律“诸法合体”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直到1903年沈家本主持法律馆，开始修订新律时，单独的民事诉讼法才提上了立法议程。从这时起到清王朝灭亡，法律馆曾修订了数部民事诉讼法或与民事诉讼有关的法律，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未获颁行，但这些立法活动给中国后来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可将清末修律看作中国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的开端。清末修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规模巨大的法律变革，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我们在回顾这段时期的民事诉讼立法时，首先应了解整个清末修律的社会背景。
过去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包括修订新律在内的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为抵制革命、维持统治而设的一个骗局。但近年有学者认为，清末新政是一次“失控的近代化改革”，在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占有承前启后地位。[20]这些观点可能都不错，但其中的分歧却是明显的，这种分歧提醒我们：如果以一种多元的视角看待这段历史，或许会对其有更完整的认识。基于这种立场，我们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清未修律的历史背景。
(一)西方法律思想的引进，为修律提供了观念的基础
事实上，在清末修律之前，批判旧有制度，倡导西方法治的思潮已是由来已久。早在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包世臣就对清朝的律例和司法制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而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更是变法的积极倡导者。[21]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将变法的思想推向了一个高峰。梁启超认为“，法行十年、或数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变，天之道也。”严复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指出，“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康有为则明确指出，真正的变法“须自制度法律先为改变始”，并提出修改刑律，制订民法、商法、诉讼法等一系列主张。[22]
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洋务派的某些局部变法主张，比如主张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其所谓的“西学”，就不仅包括西方的自然科学、生产技术，也包括与西方国家交往所需要的外国政治、法律知识。张氏曾言，“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23]表明他是赞同在不动摇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对当时的政治法律制度作某些变革的。从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有一批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士大夫)已认识到了清朝法制的落后是导致中国国力积弱的重要原因，从而不同程度地主张引进西法、改革旧制。这无疑为20世纪初的“变法”奠定了观念的基础。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1901年慈禧以一道上谕表明变法“决心”后，才会出现“朝野上下，争言变法”的局面。
(二)就清政府而言，修律是其为维持统治而不得不做的选择
如前所述，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几十年里，各种变法主张不可谓不多，但是直到1901年以前，这些主张从未被当权者真正地采纳，历时仅百日的维新变法，更是被顽固派血腥镇压了。但仅仅过了两年，在经过了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进犯北京两次重创后，清政府却捡起了“戊戌变法”的旗帜；那个曾经顽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慈禧太后，现在居然诏令天下，说“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罔变之治法”了。这种近乎戏剧性的转变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清末修律实在是清政府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为了延缓其统治而不得不作的选择。正如后来的一篇政论文章所言，此时的慈禧“，既内恐舆情之反侧，又外惧强邻之责言，乃取戊巳两年初举而复废之政，陆续施行，以表明国家实有维新之意。”[24]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都是服务于同样的目的：镇压戊戌变法是为了清王朝的统治，推行新政同样是为了清王朝的统治。关于这一点，出洋考察大臣载泽的两份奏折中体现的最为清楚。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一个奏折中，载泽等人断言：“君主立宪政体，利于官君、利于民，而独不便于官也。考各国宪法，皆有君位尊严无对，君统万世不易，君权神圣不可侵犯诸条。而凡安乐尊容之典，君得独享其成，艰巨疑难之事，君不必独担其责。”[25]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一份密折中，载泽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针对某些大臣以维护皇权为由反对君主立宪的论调，载泽批驳道，这些人并不是为了维护皇权，而只是为了一己私利，因为立宪惟一不利的便是“官”。“不知君主立宪，大意在于尊崇国体，巩固君权，并无损之可言”，并以日本为例对此详加论证。载泽认为君主立宪的最大好处，“一曰皇权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26]这一番“可行性论证”，可谓是说到了清廷统治者的心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