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权利内容的有限性
由于罪犯的特定法律地位，以及由这种法律地位所决定的人身的特殊法律状态，不仅使得罪犯权利在实体上被剥夺和限制，而且使得罪犯行为能力由于身处高墙电网之内而受到很大减弱、限制、中止或冻结，导致罪犯权利的客观形态与主观形态往往相互脱节，从而导致罪犯权利的不完整性。具体而言，基于罪犯本身特殊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劳动中权利的不完整，狱内罪犯劳动中的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中也承认所有囚犯应有的联合国一系列人权文件所规定的人权，应当因罪犯被监禁而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我国，由于罪犯参加劳动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表现为一项义务，罪犯无论是否愿意都必须参加劳动，“罪犯的劳动选择权如择业权、择岗权都受到了严格限制。”{20}由于罪犯的劳动是义务性的，因此，罪犯也不享有包括辞职权、离职权、解除劳动合同权、受聘权等在内的“变更终止劳动权”。为了维护劳动者权益和平衡劳动关系，我国《劳动法》规定了集体劳动权。集体劳动权是现代劳动权的核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需要通过集体协商，主要是通过工会等劳动者自治组织来实现的劳动权。劳动者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与雇主相抗衡的社会力量，集体劳动权主要包括：结社权、集体谈判权、罢工权、参与权等。同样，由于罪犯的特殊身份和劳动的性质，罪犯也不享有集体劳动权。此外，罪犯在监狱里也不享有休养、退休等权利，与普通公民的劳动权相比，罪犯劳动中的权利受到较多的限制。
（三）权利救济的艰难性
在法治理论的框架里，救济是权利的应有之意。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救济本身不产生权利，但权利的实现离不开救济。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罪犯应该完全享有的劳动中的权利有：休息休假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安全权、职业教育权等具体的权利。但由于一直以来，人们受传统的报应刑思想的影响，把罪犯劳动当作是一种惩罚的手段、营利的手段，实践中，罪犯的劳动休息权未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实质上没有工资报酬、劳动安全保障常保障不到位、劳动赔偿权在行使上大打折扣，等等，罪犯劳动中应该享有的这些权利也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罪犯权利救济问题刻不容缓。我国目前有关罪犯权利救济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监狱法》中的规定，罪犯对于监狱人民警察或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可以向有关机关检举揭发，控告申诉。当罪犯权利受侵犯时，其所能做的一般仅是写写举报信、控告信，以期相关部门有一个圆满的答复。虽然《监狱法》第22条、第23条、第47条明确规定，对罪犯提出的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处理或转交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处理；罪犯的申诉、控告、检举材料，监狱应当及时传递，不得扣压；罪犯写给监狱的上级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信件，不受检查。然而，监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特殊场所，扣压罪犯的控告检举信是轻而易举又不易被人发现之事。况且我国也没有统一的法律具体规定处理这些信件的程序，各省各地区的监狱各自为政地规定了一定的程序，从而造成职权不明，久拖不决，甚至扣压信件等现象{22}。目前这种对罪犯权利救济的方式既单一又不规范，不利于对罪犯合法权利的保障。况且，罪犯劳动中的权利的实现归根到底还依赖于监狱，罪犯也十分担心通过举报、控告等救济手段维权，会给自己带来更糟糕的权利境况，从而体现出权利救济的艰难性。
结语
因为“罪犯”的特殊法律身份，其“劳动权”相应地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罪犯的“劳动权”不需要来保护，相反，正因为罪犯的“劳动权”并非完整的劳动权，决定了其更加脆弱，更容易受到侵犯。因此，无论是从教育和改造罪犯、实现刑罚执行目的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人道主义精神的角度出发，都更应该加强对罪犯劳动中权利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