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看，假释应普遍适用于服刑罪犯，即受刑人从监禁生活重返自由生活须有相应的过渡期，以避免其出狱后陡然面对困难的处境。近年来，据有关部门对重新犯罪的抽样调查和普查资料，罪犯刑释后的第一年为重新犯罪的高峰期，第二年次之，第三年又次之，三年以后的重新犯罪只是极少数。{9}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出狱人刑满释放时，面对就业、婚姻、家庭生活等方面的现实困难，加上社会歧视和出狱人的心理准备不足，初出狱的人重新犯罪率明显保持在较高的概率上。但如果对临近出狱的受刑人适用假释，在受刑人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过渡期，强化对其管束力度，并给予必要的扶助，督促其渡过最艰难的出狱之初的阶段，完全有可能相对降低出狱人员的重新犯罪率。
更值得注意的是，假释的做法是建立在监禁矫治无效结论上的，因此它把一种社会风险或者现实代价放在了行刑后期，放在一种准社会环境和司法机关尚可控制的范围内，而不是放任于监禁刑执行完毕之后。这样做有两个直接结果：第一，行刑机关有责任把自己的视线延伸到社会范围，并有义务继续强化在开放状态下对受刑人的有效控制，这对于优化整个执行机制，形成预防犯罪的合力，是有推动作用的。第二，它提示整个社会关注犯罪预防的问题，迫使其启动和健全自身的防御机制，共同减少来自再犯罪的现实威胁。法治经验己经表明，民众这种参与预防犯罪的经验越多，整个社区抗制犯罪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就越强。退一步说，假释的适用能够使得监狱的等级处遇制度落到实处，受刑人也能借此实现自身的再社会化。
从法律经济学原理上看，假释与监禁刑执行相比，行刑投入的经济成本要低得多，据美国司法部门的有关统计，对在押罪犯来说，纳税人每年须对其支付约5万美元费用，而对社区性行刑则只是花费1万美元。{10}而从我国现实需要分析，要减轻目前监狱超载运行、国家负担沉重的状况，适度提高假释率也会产生即时效益。
在现实条件下，扩大假释的适用有其可行性。
第一，无论是选择不加任何刑罚变更的刑满释放，减刑后的刑满释放，还是假释释放，出狱人再犯罪的风险都是始终存在的，社会早晚得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而我国司法实践所采纳的做法却不是最佳的选择。我国适用最多的是减刑后的释放，这与前者相比，提前了出狱人再犯罪的风险，与后者相比则表现出社会对这种风险的到来，未能做出更为主动的防御。那么整个社会既然能够容忍减刑所带来的犯罪风险，就应当能够接受扩大假释的结果。因为罪犯在附条件释放期间的行为毕竟能够被更有效的控制，事实上罪犯假释期间的再犯率也远比罪犯刑满释放后的再犯率要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