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减刑、假释适用的比例差，还反映出整个执法活动的短期行为。应当说，假释被严格控制适用，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传统的重刑主义影响，而是更多地渗入了司法机关和整个社会的近期取向。因为如果我们纯粹为了保证宣判刑的力度，那么减刑适用肯定要比假释适用更低，而事实恰恰相反；如果把减刑与假释的比例失调，归咎于相关法律程序的不完善，那么我们又不能透彻地解释在几乎相同的法律适用程序中，减刑制度的积极运作为什么没有受到太多影响？这里，似有三方面的人为因素更值得深入检讨：(l)监狱及其他执行部门所以愿意适用减刑，更多地是考虑到场所内的行刑、管理、矫治的现实需要。[1]（2）法院、监狱在假释适用中所表现出的保守态度，是不愿招致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在行刑中启动假释制度，只意味着执法机关的责任加重，而减刑的适用则恰恰相反。这就不难想象司法运作中的惯性结果。（3）基于对犯罪的恐惧，整个社会对假释的适用是相当敏感的，公众甚至不能容忍假释适用在极为个别情况下的失败。而减刑可以避开社会公众的强烈反应，因为行刑的封闭性，使得公众对刑罚力度的隐性减少，缺乏受威胁的紧迫感。减刑的适用又能够逐步减轻行刑场所的现实压力，加快行刑场所的周转率，它自然会成为常见的刑罚变更方式，而假释被继续搁置。
这样，假释受限的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的混合，导致了行刑活动的被动现状。而至少就第三个原因看，现有的行刑取向搁置了这个社会真正的长远的需要。因为控制假释的适用在表象上虽为司法机关保全社会的责任行为，并反映了这个社会安全的需要，事实上它却是把一种再犯罪的风险推到司法机关的控制能力之外。对于社会来说，这无异于饮鸠止渴。在这个意义上说，“限制假释适用与世界行刑现代化方向相悖”{8}的评判，是有颇有见地的。
二、我国行刑中扩大假释适用的必要性、可行性
目前国内刑事政策偏重于减刑，有其令人信服的理由，但本文也同意这样的通行观点：不宜过多地控制假释适用。假释是行刑制度中专门针对确有悔改罪犯实施的唯一的法律措施，而减刑兼有更功利的目的，基于社会预防需要，减刑适用可能与受刑人是否再犯罪无必然关系，比如确有重大立功表现而被减刑的罪犯中，有相当部分的人并无悔罪表现。况且综合近年来减刑适用的情况，我们己经有了这样的经验，即过于普遍的减刑适用，使得受刑人将其视为国家行刑运作的必然结果，甚至视为自己的应有权利，这实际上丧失了它本身的刑事奖励意义。而辅之以适度假释，则可充填减刑中的死角，有利于提高社会和执法机关对其再犯罪的抗制能力，降低国家、社会对行刑的经济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