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不当强化了法院系统的行政化管理，反倒造成诉讼拖延。不争的事实是，我国法院的诉讼效率的或高或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法院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一方面，在法院硬性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中，通过自上而下地严格限定、监督审限的执行而使得诉讼效率得到提高；但另一方面，法院的行政化体制又掣制着诉讼效率的提高，例如由于合议庭和独任法官的审判职权不到位，法院内部的审批程序繁杂，自下而上的请示汇报众多等等都导致了审理期限的延长[16]。实际上，审限的考核加剧了下级法院对上级法院的依附程度，使下级法院及其法官的力量更加弱小。
【作者简介】
王福华，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融天明，单位为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注释】这些文献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地人民法院民事案件程序总结》(1956)、《民事案件审判程序(草稿)》(195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审判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修正稿)》(196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民事案件程序制度的规定(试行)》(1979)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在全国第二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78)、《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在全国第二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总结发言》(1979)等。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委员会、居(村)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信访等基层机关过滤了大量民事纠纷。
新中国成立后，法院的审判力量历来让人怀疑。参见〔日〕高见泽磨：《现代中国的纠纷与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9-86页。
2007年3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法院工作报告中披露，全国一审案件在法定审理期限内结案的占95.19%。
长庆元年五月，御史中丞牛僧孺奏：“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日祥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三十五日，刑部二十日。”参见《旧唐书》卷二十五，《
刑法志》。
“凡审限，直省寻常命案限六阅月，盗劫及情重命案，钦部事件并抢夺掘坟一切杂案俱定限四阅月。”参见《清史稿》卷一百四十四，《
刑法三》。
例如美国，法院通常会对案件的最后处理提出建议的时间期限，如80%的案件需在起诉一年内得到解决，但总体上联邦法院没有采取这一方法。参见怀效锋：《法院与法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4页。
例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4条规定：“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第6条规定：“延长的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
在目前的研究中，和诉讼效率一起使用的术语尚有审判效率、司法效率等，笔者认为使用诉讼效率更为适宜，因为诉讼涵盖了案件从受理到审结这一过程的不同阶段，这一过程中所有的诉讼行为例如调解、审判都应受到诉讼效率的评价；而审判效率范围过窄，司法效率又过于宽泛。
与此类似，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还表明：如果把执行期间和审判周期之和作为诉讼周期，就会产生一个奇怪的现象，即有的法院近几年来民事案件的平均诉讼周期几乎相同，有的年度案件平均审判周期耗费的时间短了，但执行耗费的时间却变长了；有的年度案件审判周期长了，但执行周期却又变短。参见唐应茂、盛柳刚：《民商事执行程序中的“双高现象”》，载苏力主编：《法律和社会科学》，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对于1990年的这个数据应持保留态度，因为可以查阅索引的存档的经济审判案件为23件(民事案件数据无法查找)，其中一件案件诉讼周期为1605天，所以影响了这一年的平均值。
值得注意的是，自1997年至2007年的历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除2003年外，对超审限案件的清理均是其重点提及的内容。
例如交通事故纠纷案件，由于有了公安交警部门根据《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的前置处理，所以进入法院后诉讼的诉讼周期就短。而由于我国目前鉴定体制混乱，在诉讼中反复鉴定、多头鉴定是那些需要鉴定的专业性案件诉讼周期普遍较长的主要原因。
案件详情参见王贵松主编：《行政与民事争议交织的难题--焦作房产纠纷案的反思与展开》，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在有的地区法院，法官对应扣除依法不计算审限的情形，也要在结案报告或专门附书面予以说明。参见《上海法院一审民商事纠纷案件简易程序审判指引(试行)》第8条的规定，载上海市律师协会编：《律师业务资料》2005年第3期。
我国民事案件请示汇报的情况非常复杂，这种请示往往是下级法院有业务上的依赖，逐级请示的情况也较多。而且请示既包括下级法院要求上级法院正式作出书面答复的案件，也包括上下级法院各审判庭之间就案件处理中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咨询、探讨和研究的案件，而前者的手续尤其繁杂，所以诉讼上的时间耗费也难以计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