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法官个体的司法管理能力是提高诉讼效率的关键。通过对调研中案件类型的分析，我们发现，不同类型的案件，审限虽大体相当，但各自的诉讼周期却大相径庭。从下图(六)我们可以看到， N 市中级法院不同案型的平均诉讼周期基本呈规律分布。
整体上看，虽然不同案型的诉讼周期差别较大，但用审限来衡量差别并不大。这说明，影响诉讼周期的主要因素并不是审限长短，而在于需要证明案件事实的复杂程度和专业性，提高复杂诉讼的审判效率的关键是实施积极的案件管理[13]。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应当将提高诉讼效率的思维拓宽到诉讼周期这个中心上来。对作为纠纷解决者的法官而言，是否具有司法管理能力越发成为衡量其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法官应知道诉讼效率的目标，并能够合理运用不同程序来实现它。例如简易程序和审前程序的使用以及阐明权的行使等等。特别要强调的是，诉讼效率价值取向只有在程序机能完善的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否则，即便在严格的审限制度下强制实现了诉讼的高效率，这些成果也会被对法律价值的损害所抵消。案情并不复杂但反复诉讼的“焦作房产纠纷案”就是典型，这样一个普通民事纠纷经历了两种诉讼，三级法院，十年审理，共有十八份裁判，被称为“超级马拉松诉讼”[14]。审限制度与诉讼体制相比，只能是一个下位制度，并不是诉讼提效的关键所在。
(三)审限的负面效应
自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法院的审判业务压力与社会责任日渐加大，法院既要通过审限制度释放公众的压力，又要充分确保法官办案的时间，还要定时向上级法院上报审限操作情况[15]，可以说，协调上述几个关系绝非易事。单纯以审限制度挤压法官非但不能直接促进诉讼效率的提高，反倒在实践中出现了种种负面效应，除了法院充分利用制度弹性而使审限制度形同虚设以外，还突出表现为：
(1)违背司法规律。民事诉讼是司法权运行的过程，在司法活动中，司法权为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有效均衡而表现出来的步骤和方式，包括司法权的启动、终结和实现等多个环节。〔4〕111民事审判过程中各方的诉讼行为都要在合理的时空上，遵循法定的方式和步骤展开。如果以过于严格的审限制度框定诉讼行为的行使时间，当事人无法在诉讼程序中互相博弈，法院也无法采取相应策略以实现对社会关系的有效均衡。例如，我国一些地方法院制定了所谓“小审限”制度，将法定审限缩短以督促法官尽快办案，这种方式不但难以提高诉讼效率，也必然削弱了民事审判平衡社会关系的功能。
(2)片面追求在审限内结案，存在不当干涉当事人诉权之虞。审判实践中各法院不同程度存在着利用扣除审限的规定，规避审限的种种做法，如为将案件审理时间控制在法定审限以内，而侵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动员当事人假撤诉、假结案，然后重新起诉，另立案号再审理等；甚至在一些法院原告立案时，立案庭会将立案通知书上填写的日期推后一周左右，变相延长审限。由于民诉法将延长审限的权限赋予本院院长和上一级法院，在法官面临审限压力时，实际上向院长申请延长审限的少，而采用上述规避审限规定的做法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