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虽有少数学者极力提倡假释权利说，但理论上的主流观点认为，假释是刑罚执行的一种奖励制度。[9]其次，我国刑事立法、司法解释对假释的相关规定，是假释恩惠说理念的产物，主要表现在：一是在假释运行中，只有国家单方面的绝对权力，受刑人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只是完全被动的客体，凸显了国家对行善者的假释只是一种恩赐而已。二是没有赋予累犯、长刑暴力犯假释权，说明假释是一种例外，不能对所有罪犯一视同仁，这正是假释恩惠说所追求的。再次，我国假释的适用率畸低，与法律预期存在较大距离，彰显司法实务部门对假释法律性质持恩惠说的立场。资料显示，1995年至1999年全国监狱对罪犯的假释率依次为：2.3％、2.68％、2.93％、2.07％、2.13％。[10]这徘徊于2％左右的假释率，不仅远低于其他国家（具体数目见后文），而且也低于国内司法部门规定的3％的指标。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转变观念，认为假释是对行善者的优惠，是否给予属国家一方的事。该观念致使司法实务部门无从积极主动研究释前再犯预测，[11]以致担心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不如少报、少批假释。
综上所述，不管是我国刑法理论还是刑事立法，抑或司法实践，对假释法律性质的基本立场是倾向恩惠说，严重影响假释应有功效的发挥。革除恩惠说观念，统采权利说完善立法和改进司法现状，增进受刑人权利保障，充分发挥假释的应有功效，正是笔者的意旨所在。
二、假释权利之提倡
（一）假释权利说符合刑罚的教育、矫正目的
有关刑罚目的的学说，可谓派争纷繁，但预防与报应兼容的刑罚综合论则是合理的。对“刑罚当以矫正罪犯为目的”或“当包含教育、矫正罪犯的目的”的观念，学界基本无分歧。假释作为教育刑（或目的刑）的产物，概莫能外。这种教育、矫正罪犯的目的决定了国家对于罪犯的隔离性强制，只有在罪犯尚未受到必要的监禁报应并未受到预期的教育、矫正效果、未重新获得社会正常生活能力的前提下，才是必要的和正当的。[12]据此，一旦罪犯已经受到了必要的惩罚，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即已达到“适格假释者”的条件，国家就有义务将其放归社会，以社会处遇方法实现尚未完结的刑罚。也就是说，对“适格者”予以假释，不是国家的恩赐，而是受刑者的权利。总之，假释权利说是符合刑罚的教育、矫正目的的。
（二）假释权利说有利于保障受刑人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