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及法院也深知在检察系统的考核与奖惩体系下，一个无罪案件会给检察官带来什么样的灾难后果。因此，一般也能体谅检察官，主动采用建议撤诉、建议退侦等措施，只有检察院坚持起诉的，才会施以从轻判决，极端情况下才判无罪。而且在法院系统，不仅自身在考核办案数、当庭服判率、上诉率、发回重审率及上访率等，测评结案率、调解率等，也会主动控制无罪率。
法院遇到证据不足案件，权衡是否判无罪时，不能不考虑公检及自己的考核指标，不能不考虑被害人上访带来的上访率提高。在现行法院管理制度下，法官承办的案件出现上访，会遭受极严苛的惩罚，而且要对上访负责到底，无论职位及单位有了什么变化。如事后证明确实错放被告人的话，后果将更严重。而笔者调研时遇到的法院领导要主动消灭无罪判决的原因就在此。
而且公检法三家考核规则的矛盾亦会增加疑罪从无的难度。实践中，往往检察院还未起诉，法院还未判决，公安已嘉奖立功了。法院如在后续程序中判无罪，公安的嘉奖就要被撤销，甚至还要和检察院一起承担国家赔偿责任，这是公检不能接受的。显然，这也会促使公检努力抑制无罪判决。因此，仅从绩效考核角度看，绝大部分法官及法院在证据不足时选择于人于己均有利的从轻判决，就可以得到理解了。
（三）独特的被害人反应及社会舆论导向
现阶段，法官与公众的距离过近。被害人甚至社会公众的反应能很容易的对法院的证据裁量产生影响。现实中，被害人如对判决不满意，往往采用上访、示威甚至抬尸游行等举动给法院施加压力，而这会严重冲击司法威信，影响社会稳定，因此裁判结果往往会因此有所不同。可以说，疑罪从无面临的第一挑战，正来自被害人及亲属。在佘祥林案中，被害人张在玉的哥哥及其他亲属的愤慨之情，就在不小程度上左右了佘案的走向，尤其在湖北高院撤销原死刑判决，发回重审以及进一步退侦时，张家就不停上访、甚至组织游街示威。赵作海案也有过类似情形，赵被捕后，被害人等就在法院前示威，要求严惩赵。虽然被害人此时不一定正确，但法官和法院，不能不考虑这一反应。在不少法院，上诉率与上访率也是衡量法官水平、考核法官业绩的重要指标。如果案件中存在反应激烈的被害人，对其进行安抚，不让其闹事，就可能成为法官最重要的考虑。对法官而言，在此情况下，“破了案、判了人”比“抓对了人、判对了刑”更为重要。
虽然在各国，围绕案件审判，都会出现被害人及舆论压力。但细究能发现，我国法官及法院遭遇的压力的方向，与诸多法治国家的不同。例如，同是被害人及其亲属，我国和西方国家的被害人对嫌疑人的关注点就有很大不同。同是被害人亲属，奔驰公司在中合作公司的德方副总经理一家四口在南京被害后，其亲属却要求法院撤销死刑判决，被拒绝后还抗议。在美国也有一个受难者家属联谊会，却不断呼吁为杀人犯减刑。{5}再如辛普森案，加州法院所在的洛杉矶的种族矛盾一直突出；辛普森身为一代橄榄明星却“作奸犯科”，民愤不可谓不大，大部分美国人认为辛有罪，被害人妮可的父亲也曾多次通过媒体表达愤恨。但该案结果似乎并未受舆论压力过多的影响，辛依然被无罪开释。判决宣布后，大部分美国人也能理智看待这一结果。而以佘、赵案被害人为代表的中国被害人，似乎更注重报复。这就让我们不得不反思，中国独特的被害人主张及社会意识能否与疑罪从无的精神契合？
在日本著名的松川案件中，法院受到了很大压力：“法庭外存在着强有力的大众组织，通过旁听审判、给法官写信，打电话或者进行示威，要求被告获得无罪判决，向审判施加压力”，{6}但这些要求和我们在刘涌等案件中感受到的不同。在刘案中，能感受到的主要是喊杀声。而在松川案中，“使人们参加支援诉讼活动的动机并不在于救济特定被告人，更重要是对无罪推定或疑罪不罚这个民主主义原则的维护。”{6}显然，这种要求维护被告人权利，维护“无罪推定”的舆论指向，确与我国民众要求“除暴安良”、“惩歼除恶”的指向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