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完善证据制度。尤其是违法证据的排除、证人出庭作证，证明制度以及鉴定制度完善等。
7.窃听、诱惑侦查等侦查取证手段在诉讼法中作明确规定，以实现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
8.审判方式与程序的完善。包括简易程序的发展完善；庭前审查程序的调整；普通程序中庭审制度尤其是庭审质证制度的完善等。
9.强化诉讼法得以严格执行的保障程序。尤其是就违法取证的法律后果、超期羁押的法律后果、律师权利的保障措施等作出明确规定，以增强诉讼程序的刚性。
以上内容虽系所谓“中改”范围，但已涉及相当一部分重要诉讼制度，因此研究、准备需要一定时间，不宜过急，2至3年内通过修正案为宜，最迟不超过4年，即在本届人大任期截止的2007年3月前通过修正案。
四、刑诉法再修改的指导原则及注意要点
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其实质是程序资源配置的再调整，必然涉及一系列的利益冲突，为了把握方向，适当应对，在指导思想上，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四项原则，即：兼顾利益要求、巩固改革成果、协调诉讼机制、实现重点突破。
（一）兼顾利益要求
现代刑事诉讼的利益机制应当是一种多元协调机制，其中最根本的是协调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矛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是刑事诉讼必须实现的两项目标，前者是进攻的、争取的，后者是保守的、防御的，因此前者可谓积极目标，后者可称消极目标。两种利益、两项目标之间，存在两种基本的关系，一是相互统一，同向损益；二是此消彼长，逆向损益。因为“目的在于保护无辜者的规章必然会被犯罪分子所利用”。这种“打击与保护”的矛盾，是各国刑事司法的设计者与操作者感到最难处理的，可谓刑事诉讼“永恒的主题”。
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应当说兼顾了两个方面的利益要求，既注意打击犯罪，又考虑如何加强人权保护，不过，鉴于我国历来偏重于打击因此形成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特点，以及社会发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人权保护方面，步子迈得更大一些，并成为其特色[1](P.601-603)。
刑事诉讼的再修改，仍然必须关注对犯罪的惩治。因为惩治犯罪，是国家设立刑事司法制度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而且我国目前的社会形势，一方面现代化建设和人们安居乐业需要一个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不安定因素较多，刑事犯罪呈上升趋势，因此，刑事司法必须保持其控制犯罪的有效手段。为此，刑事诉讼法修改不能只讲程序的正当性，也要注意犯罪控制的效率。如修法时应当进一步发展简易程序，使司法系统能够以有限资源更及时有效地处理刑事犯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程序制度改革时，不能忽略中国刑事司法的实际需求与现实条件，简单地搬用国外的，尤其是最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例如沉默权设置，一方面要注意刑事司法的国际标准，另一方面要根据我国技术侦查能力较弱等现实情况，在法律原则提供的空间中，作出适合我国情况的立法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