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考证，中国“正义”一词最早可能出自先秦儒家最后一位思想大家荀子之口。《荀子·儒效》云：“不学问，无正义，以富利为隆，是俗人也。”{7}这说明，“正义”一词在汉语中出现并不是十分久远。然而，中国人的正义意识却很早就已相当发达，这不仅表现在中国人很早就以“直”、“公”、“正”等概念来比附今日正义一词的内涵，而且中国人很早（甲骨文）就发明了“义”这一重要词汇。在中国，“正”有正中、不偏斜、正直、正当、作为主体等意思。“义”字的繁体形态由“羊”、“我”二字会意而成。羊在上古时代被认为“是聪明正直、公忠无私、极有理智的动物，所以古人也就以羊为美善吉祥的象征。”“我”字的原义是指一种戈形武器。由羊、我二字会意而成的“义”字的最初含义是：以“我”的力量，捍卫那些美善吉祥、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7}。中国古人对“义”的注解颇多，而“事之宜”（即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标准，应然之则）是其基本含义。“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2]“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3]“穷不失义，达不离道。”[4]“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5]这些都是对“义”之对于人的思想、行为意义的具体诠释。“正”与“义”组合为“正义”时，“正义”一词通常是指公正的道理，现在是指符合于人民的道理。有时“义”也直接指“正义”{8}。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思想史中关于“义”与“利”长期争论中的“义”，就是通常讲的“正义”，泛指道德{9}。
从上可见，就语言学而言，“正义”在中外自古都是一个高度抽象、有着丰富涵义的词汇、是一个可以意会而没有确定的言传的词汇。它表达的基本意境一是人们对于事物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正义意识和观念，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人类一种基本内在冲动而产生的原初的美好追求。”{7}二是人们为实现对于事物希望达到的理想状态而应当坚守的公理，该公理是人们行为应当遵守的规尺。把它演绎到法律领域，法律正义的基本意境可以认为是法律制度为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而应当坚守的公理。洞察经典作家们的种种正义理论，无不是在这种意境下展开。也许，正是因为对于正义意境的下意识认同，所以众多的经典作家们对于什么是法律正义的问题未作过多的探讨。我们因此判断，法律制度为实现理想的社会状态而应当持守的公理，是所有法律正义观念的共同意境。基于这个判断我们可以将法律正义通俗地定义为：特定社会主流意识所认同的法律制度为实现社会理想状态而应当持守的道理。至于持守的“道理”是什么，那是法律正义标准回答的问题。
二、法律价值的内涵
价值一词因为使用的学科领域不同而有不同含义。在伦理学领域，价值是指对于事物的善恶评价。在经济学领域，价值是指“具有精神或美学的特性，并具有使用性，可以用金钱及能够交换的物来衡量。”{10}这里从哲学的意义上使用价值一词，但哲学家们对于价值并没有一个确切、统一的定义。
价值哲学的创立者文德尔班（Windelband, 1848年一1915年，德国哲学家）认为，价值根源于评价者与评价对象的关系中，根源于评价主体所持的态度中。由此，价值既不是物理的现实，也不是心理的现实，它的基本属性不是存在着，而是“意味着”，即具有意义{11}。现代外国学者一般把价值定义为“为人们所欲求的事物”{12}。中国对于价值研究造诣颇深的李德顺教授则把价值定义为“一定对象（事物、行为、过程、结果等）对于人来说所具有的现实的或可能的意义”{13}。一般认为，价值植根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之中。对于价值的认识，存在两种基本的思考方式，即面向客体为主的思考方式和面向主体为主的思考方式。前述两种定义的差异是这两种基本思考方式差异的结果。前者是面向客体为主的思考方式，后者是面向主体为主的思考方式。马克思(Karl Marx, 1818年一1883年）曾在批判德国庸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瓦格纳时指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4}。学界因此认为，面向主体为主的方式，在理论上更深刻、更全面，在实践上更复杂、更深入{7}。因此，现在较多的是认同后种思考方式。从对象对人的积极意义理解，价值是指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某种适合、接近或一致。一般认为，价值是主观的，但也有客观性，正如美国著名法官本杰明·N·卡多佐（Benjamin N. Cardozo, 1870年-1938年）指出的：“尽管价值具有主观性，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基于外在的压力。价值—也是社会的产物、具体生活的产物。”{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