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罪刑相当思想产生于在19世纪后半期。19世纪后半期，由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犯罪现象日趋严重，在这种情况下，近代学派应运而生。近代学派的学者主张在刑罚适用中，既要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又要考虑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这一主张促进了犯罪观的进化。对此有学者指出，在近200年的罪刑关系演进历程中，罪的蕴涵经历了三次充实与发展：在罪刑相当原则产生之初，罪的含义被严格限定在客观行为与客观结果的范围之内，所谓罪刑相当，就是在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与刑罚的严厉程度之间进行计算；后来，罪的内涵被加入了行为时的心理态度，从而使犯罪行为的主客观方面统一到了“罪”的含义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实证主义的兴起，犯罪人的个别情况受到普遍重视，有关犯罪人的因素又被注入到“罪”的含义中，成为罪刑相当原则的内容。[11]现代刑法中的“罪”不同于古典学派中的“罪”，当然罪刑相当的涵义也便不同。现代刑法中的罪刑相当不仅要在刑罚的报应意义上与犯罪相当，而且要在预防犯罪的意义上与犯罪相当；刑罚适用不仅要考虑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要考虑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现代意义上的罪刑相对考虑了预防，考虑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但是，其仍然非常重视报应，重视犯罪行为，也因而，无论原始意义上的罪刑相当，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罪刑相当都主张罪有应得，有罪必罚。可以说，罪有应得是罪刑相当的基本内涵。
罪刑相当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其不仅是我国刑法立法原则，也是司法原则。正因为如此，人民法院在刑罚裁决时应当体现罪有应得关系，必须体现罪有应得关系。在刑法中，罪有应得是通过责难体现出来的，责难的根据首先是行为，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危害越大，行为人应当接受的责难越重，行为人的情况也可以成为刑事责难的根据，行为人犯前表现、犯中表现、犯后表现，以及犯罪人背后的人格因素都可以在一定程度影响刑事责难。
由于人民法院在刑罚裁决时遵从了罪刑相当原则，构结了罪有应得关系，所以具体到每个犯罪人，无论行为人承担多轻的刑事责任，判处什么样的刑罚，其体现的关系都是法律对行为人犯罪的正当报应，行为人被判刑是因罪而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