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同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存在的根源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具体人格权制度上，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不承认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概括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这三种模式在各自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定法背景下都较好地实现了人格利益保护这一目标。这种特有的法律文化和制定法背景就是不同立法模式得以存在的根源。具体而言，这种法律文化和制度背景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具体人格权立法目标的差异
选择怎样的立法体例和立法者所要实现的立法目标是紧密相关的，不同的立法目标会导致不同的模式选择。在德国，法官的主导地位“在《民事程序条例》咨询的过程中经过深思熟虑被认为是可疑的并因此而被拒绝”。[24]“《德国民法典》是与毫无漏洞以及法官严格受法律约束的实证主义理念相适应的法典化。”[25]因此，德国的立法者选择了具体式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所有具体人格权的内容、救济方式必须具体确定，从而为规范调整的主体建立具体的行为规则，并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维护交易的安全。一个反证就是名誉权保护的立法。名誉保护是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却拒绝承认名誉权为一种具体人格权，因为“打算使名誉针对任何过失侵害得到保护的动议走的太远了，从而迷失于不确定中，而对本条(指现在的第823条第1款——作者注)来讲，重要的是保护某些可以进一步描绘的人格利益免受侵害”。[26]
与德国不同，瑞士、奥地利等国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得到广泛承认。就《瑞士民法典》而言，它“着意于法官的添补”，这一特点“可以从瑞士司法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的独特特征得到解释……判决的权威源自于法官个人的素质”。[27]《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作为一部自然法法典，在其第7条明确规定，“……如果案件依然有疑问，则该案必须在考虑审慎搜集的情况并深入权衡的基础上根据自然法律原则进行裁决”。《列支登士顿普通民法典》基本上是《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全盘抄袭，具有和《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一样的第7条规定。对这些立法来说，具体人格权的内容是否具体确定并不是那么重要。
(二)不同的侵权行为法结构
尽管目前存在着一些争议，但至少上述国家立法进行之时的主流观点以及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人格权更多的是一种防卫权，它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侵权法中，因此，不同的侵权行为法结构影响着具体人格权的立法模式选择。上述四个国家的侵权法规则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瑞士、奥地利和列支登士顿民法典中的侵权法规则采取了一般条款式的立法模式。《瑞士债务法》第41条规定，“任何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违法给他人造成了损害，都有义务赔偿他人的损失”。《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和《列支登士顿普通民法典》第1295条均规定，“任何人都有权要求侵害人赔偿因其过错而给自己带来的损害”。对这种一般条款式的侵权法规则而言，受到侵害的是什么利益，侵害的是不是绝对权等问题并不重要，因此也无需去苦苦建构内容具体确定的具体人格权。与上述国家不同，德国侵权法采取了三个小的一般条款的模式。其中第823条第1款规定了侵害绝对权益型的侵权行为。对这种侵权行为而言，被侵害的对象是绝对权益不仅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前提之一，更重要的是侵害这种权益的行为被直接推定违法，侵害对象在这种侵权行为法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如果具体人格权要融入到这种侵权法体例中，就必须建构成如同所有权一样的绝对权益，从而要求实现种类、内容和救济方式的确定。
(三)对一般人格权的不同态度
决定具体人格权立法模式选择的第三个因素是对一般人格权的不同态度。上述四国对一般人格权的态度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德国、瑞士和列支登士顿通过立法和实践承认了一般人格权制度。在德国，“一般人格权作为一个通过司法判决而完成的，超越制定法的法律续造已成为了当今德国私法的确定构成部分”。[28];在瑞士，一般认为《瑞士民法典》第28条(“任何人的人格受到不法侵害，则……”)就是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29]而《列支登士顿人与公司法》则通过其第39条的规定(“任何人的人格关系未经许可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承认了一般人格权。[30]与此相对，在奥地利，尽管理论上存在争议，[31]但是主流意见认为，“存在着一整束不同的人格(保护)权［Bündel verschiedenerPersnlichkeits(schutz)rechte］，与此相反，并不存在一个‘一般’人格权”。[32]司法机关也认为，“……(奥地利)司法实践不承认一般人格权而只承认具体人格权”。[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