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法学者一般认为，大陆法是一个“权利先于救济的”法系，而英美法则是一个“救济先于权利”的法系。大陆法系的“权利先于救济”的观念，是因为深受阿奎利亚法影响的缘故，在立法上采用列举主义由法律明定权利类型，在司法上认为只有法定的权利方可得到救济。但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权利先于救济”的法律模式的局限性显露出来，一方面它不可能预见所有的值得救济的权利形态，另一方面它只救济法定的权利，而将许多应然的自然权利(法益)排斥在救济之外，这违背了自然权利的观念，所以大陆法系民法典普遍创设概括性的法律原则，如公序良俗原则、诚实信用原则等。法官通过对概括性原则乃至于对民法内在的精神的解释，对于法律没有明定的权利(即法益)赋予救济，而救济一旦被赋予，此种利益实际上就成为法律明定的权利。可见，大陆法实际上也存在类似于英美法的“判例法”机制，通过法官造法形成新型私权，“救济先于权利”的情形在事实上是存在的。在英美法，英国的普通法是作为一连串的补救手段而产生的，如英国的侵权行为法是以令状(writ)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法院依特定的令状，经由诉讼而创造某种救济，而在救济之前，并没有一个由法典编制出来的权利体系，正如梅因所说：“英国法是在程序的缝隙中渗透出来的。”所以，在英美法，是救济确认了人们在法律上的权利，是救济程序创造了普通法上的权利体系，“救济先于权利”。[37]从救济权与原权的关系可见，救济权可成为推定原权的前提，“从权利推定权利”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其特点是由法定的“明示权利”合乎逻辑地推定出“默示”的权利。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基于对第三人的法益(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保护，立法上赋予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救济权)，随着此类案例的增多，合同之外第三人的权利日显重要，在立法上便推定第三人享有对允诺人的给付请求权(原权)。如1999年的英国《合同(第三人权利)法案》便赋予第三人要求允诺人强制履行合同条款权利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328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合同约定向第三人履行给付，并具有使第三人直接要求给付的权利的效力。”

　　基于以上探讨，笔者认为，在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合同当事人在基础合同中通过约定利益第三人约款来赋予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基于合同当事人对其利益的赋予而形成信赖关系，这一利益被类型化为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而正是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奠定了这一信赖关系的基础。进而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经由正当化，成为一种可由法律加以保护的利益(法益)，在立法上规定了信赖利益与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第三人的法益便可通过主张诉权受到法律救济。第三人救济权的产生，使第三人对合同享有的法益通过权利的推定形成法律上实态的给付请求权成为可能。

　　兹以图例说明：

　　第三人

　　合同利益

　　类型化

　　信赖利益

　　期待利益

　　正当化

　　救济

　　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

　　期待利益损害赔偿请求权

　　全力推定

　　给付

　　请求权

　　利益

　　法益

　　救济权

　　原权

　　权利

　　可见，第三人合同权利的产生经历了一个从利益到法益，再从法益到权利的演变过程，这亦是法律对第三人的合同利益正当化的过程。事实上，第三人利益合同之第三人合同权利作为一种新型的权利，它的产生是与私权诞生的普遍规律相契合的，即法律对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进行平衡，对利益加以选择性的保护，利益便上升为法益。一部分的法益在立法之初便被设定为私权。而另一部分法益则在形式上仍存在于私法体系中，须经权利的推定再通过立法程序将其设定为新型私权。这样，法益便转化为私权，私权由此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