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勋等审问之后，根据认定的事实，开始拟罪。根据《大清律例·刑律·受赃》诸款规定，认为恒文违反律例7款规定，轻罪不议外，按律应拟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刘认为恒文身为封疆大吏，不思正己率属，婪赃累累，大隳风纪，若止按律拟流，不足以昭炯戒，恒文应照不枉法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绞律，应拟绞；系旗员，解部监候，秋后处决。按照前引各律例规定，恒文罪再多，也不至于处死，而引不枉法赃一百二十两以上绞律，则给人以讳莫如深的感觉，因为恒文起意勒令属员购入黄金，而与政务无涉，这本来就已经枉法，但若定枉法，其金又是为皇帝打制奉献金炉而索。不能置皇帝于不义，所以才引不枉法赃。郭一裕则违反大清律例5款规定，杖、徒各轻罪不议外，应照教诱人犯法与犯法人同罪律，恒文买金一款本罪拟流，郭一裕应杖一百、流三千里。
（六）案件复核
钦件案件审拟之后，必须奏请皇帝裁决，或由承办官员专本具题，或由钦差领衔专折具奏。专本具题案件一般需要三法司或三法司会同其他部会审复核，专折具奏案件则由刑部复核。应由刑部核拟之案，直接具奏皇帝。应由三法司核拟之案，亦由刑部主稿，由领办大臣领衔具奏。
会审复核之判决主要有三：依议之判决；径行改正之判决；驳审之判决。[21]接到刘统勋等具奏之后，乾隆帝令将恒文拿解来京，并“著三法司核拟具奏”，于是刑部会同吏部、兵部、都察院、大理寺等共32人会审复核，由刑部主稿。复核结果为：恒文业经遵旨行令拿解来京，俟解到之日再行奏闻外，恒文家人赵二依拟应绞，著监候，秋后处决，[22]余依议。核拟同意了刘统勋的依律拟罪，属于依议之判决。
（七）皇帝裁决
刑部或三法司复核后，接下来就要由皇帝作出最后裁决。
乾隆帝认为：恒文身负皇恩，情罪重大，为饬官方肃吏治派侍卫三泰、扎拉丰阿，驰驿前往，于解送所至之处，赐令恒文自尽。伊虽有老母，即便有“存留养亲”之律例在，也不能赦免。
至于郭一裕，乾隆帝认为其没有贪污狼籍，购金发价并未短扣，没有加重处罚的理由，所以，将郭一裕革职，“从宽发往军台效力，以为大吏鄙琐者戒”。[23]
（八）执行
执行是依法定程序将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按其内容和要求加以实现。
贪赃案件的执行涉及到人和赃两个方面。对人的执行，即对罪犯所科刑罚的执行，或斩、或绞，充军、流放以致杖答，在律例中都有详细的规定；对罪犯的行政处罚，有革职、降级、罚俸，处分例内也有繁细的规定；至于“赐令自尽”（在清代一、二品大员因贪腐犯罪被赐令自尽者，初步统计为18人）则为律例、处分例所不载，便成为君主格外开恩施仁的“善举”。
自古以来，“刑不上大夫”是为了顾全大夫的体面，而在隐密处所执行死刑，不刑之于市曹，也是上述思想的延伸。“赐令自尽”对于高官来说，可以留全尸，这本身就是皇恩所致。自尽的死法有白绫、鸩酒、刀剑等，被赐者可以自由选择。如果赐令自尽自己下不去手，看视自尽的官员也会帮助，或逼令上吊、或逼令饮鸩酒，或以湿纸或布帛蒙面，这都不为过。被判“赐令自尽”者，也有被赦免的，这一是出自皇恩，二是遇上朝廷大赦。赦免属于恤刑，虽有贪官遇赦不赦的规定，但这不是绝对的。本案乾隆帝赐令恒文自尽，十月四日，湖广总督硕色奏报：恒文已于九月二十六日，在侍卫三泰、扎拉丰阿监视下，于湖北荆门一旅店内自尽，并于二十九日收殓。恒文的“赐令自尽”已经按照判决执行。郭一裕从宽发往军台效力，就是流放新疆效力赎罪。郭一裕是革职发往，三年即可期满，但其不愿意远赴新疆，倚仗自己家资雄厚，便呈请输金赎罪，因为律例有允许纳赎的规定。[24]呈请没有得到乾隆帝的批准，因为此时云南地方军队里有人侵亏公项，事发郭一裕解任之前，乾隆帝认为：郭一裕非有心容隐，即属任意纵弛，著郭一裕照数加十倍赔补。赔补之后不久，山东巡抚蒋洲因在山西布政使任内亏空库款17,000余两的案件也开始审拟，乾隆帝认为郭一裕能够举发，“加恩准其纳赎”。[25]郭一裕用钱赎罪，免去发往新疆之苦，也等来起复之机会。五年后，河南按察使空缺，乾隆帝“著郭一裕补授”。[26]然而，当郭一裕赴任陛见的时候，乾隆帝见“其年虽非衰老，而识见举动，渐就颓堕”。便传谕河南巡抚胡宝瑔“留心察看”。[27]胡宝瑔是能够窥测上意者，[28]当然不会为郭一裕说好话，所以郭一裕上任不及两月，便“以老病休致”了。[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