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文反咬一口，本不为怪，但案件确否另有隐情，郭一裕是否确属同流合污，亦或恒文为携仇反噬，不进行严查，就断难水落石出。刘统勋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因查验通州仓廪粮米案不实革刑部尚书职后，[19]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六月复任刑部尚书，此时是怀着惴惴不安之心情来处理复任后的第一个钦派查审的大案，不能不慎之又慎，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才能免得再触怒“天颜”。
五月十八日，刘统勋封贮收查出的现银及恒文家财，并摘取总督印信交定长署理，同时缮折并附恒文供单飞奏乾隆帝。请示乾隆帝，下一步如何处理。
（三）革职严审
六月二日，乾隆谕令将恒文革职拿问，再行严审，并提出恒文闻听郭一裕进贡金炉之语而不据实参奏的问题，“乃不惟不奏，更尤而效之，反被所欺，是何愚之甚耶”。要求追究郭一裕的责任。次日又发上谕：“此二人虽共事日浅，未必素有嫌怨，然阅郭一裕所参及恒文所供，彼此俱不无构陷挟嫌恶习，著传谕刘统勋等，务将此中实在情节悉心详审”。乾隆两道上谕为本案的深入调查定下了基调—挟嫌构陷。
挟嫌构陷是官场通病，是官员彼此互揭，上官揭报属员，而属员随即列款揭告上官，互相报复陷害。
六月十九日至八月十八日，刘统勋会同定长，并率同云南布、按二司及道府等官，逐一隔别严讯，始行揭出恒文、郭一裕勒购黄金，短发价值及家人等敲诈勒索的事实。恒文令属员买金短发金价，及巡查营伍纵容家人勒索门礼等款俱属确实，其勒购黄金短发金价共值银1,564.8两；收受罗以书人参二斤值银792.4两；失察家人赵二勒索银1,679两；并查出恒文任所银7,122.717两；恒文所在旗存银1,844两；变价什物值银11,072.24两。郭一裕始则亦令属员买金制炉，迨见恒文短价买金，阖署宣传，恐事败露，为弥缝掩饰，因而先发制人，亦属实情。郭一裕购金并未短发价值，但其令广南府知府汪筠曾买肉桂二斤，短发价值，值银约100两，添造衙署游廊等科派并欠支工料银530两。其他家人罪行亦先后一并查出，被恒文家人赵二始行勒索，继而甘心贿送之玉屏县知县赵沁等巧员也同案揭出。至此喧噪一时的云贵总督恒文案告破。
（四）查封家产
查封家产是审理贪腐案件的重要程序。查封家产可以防止罪犯转移和隐匿财产钱物，可以进一步获取罪证，并可为日后抵赃（或人官或给主），或进一步采取惩罚措施（如抄家）做准备。查封家产一般包括任所家产及原籍家产两部分，任所家产责成有关人员查封，原籍家产则令原籍所在地衙门官员进行查封统计；财产范围涉及到金银、房产、珠宝、器皿、书画、衣服、什物及家下人口等所有家产。查封时，现银要如实统计，物品要按时价进行作价，并进行严格分类。查封家产一般是审官竟行封查，待封查后具折上奏，恭请上裁；也可以先行派员看守，候旨待命。刘统勋于七月七日，将查封恒文任所及其家奴财物共计银37,466.877两，奏明请旨。刘统勋于七月二十一日，将查封郭一裕任所赀财及营运资本情况上报乾隆帝，郭一裕任所赀财、首饰、绸缎、衣物及契载田房价值交易银两，共计40,809.65两。
八月四日，乾隆帝则发布谕旨批示：“恒文赃私累累，众证确凿，家产自应查封，以惩贪读”。“郭一裕各款不过交属员代买物件，短发不及百金，更有将原物退还者。即其令属员修造花厅一节，亦止数百金，较之恒文，情罪亦有差等，若即一例办理，殊不足以服其心，已有旨传谕定长将伊赀财照旧给还，不必查封”。
（五）依律拟罪
“拟罪全凭律例”。[20]反复研讯，众证确凿之后，就应该依律拟罪。依律给罪犯科以相应刑罚，以示惩儆，是审判中的必经程序。按照清律规定：拟罪不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拟定者要承担罪责，而失人失出，拟定者也要承担罪责。这仅是法律规定，如果按照法律，几乎每个审拟者都会有罪，因为皇帝在裁决过程中，往往不按拟定者拟定的刑罚处置，此案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