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一、二品官为督、抚、藩。他们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也是中央与地方取得联系的重要环节。督、抚集地方军政监察大权于一身，因此地方文武官员有“贪腐”罪行，要由督抚领衔弹劾，而是否弹劾，全在督抚个人判断。督抚的弹劾为“贪腐”案件的提起、而经皇帝许准审理的案件，除由中央提审的以外，原则上也由督抚管辖审理，一、二品大员案件以及钦案，一般皇帝亲自简员（钦差大臣）会同审理，并以钦差为主审，其他人员为副审。
在京的部（六部）、院（都察院、理藩院、翰林院）、寺（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监（国子监、钦天监）、府（内务府、顺天府），势隆权重。各部、院、寺、监、府所属官员有“贪腐”罪行，要由部、院、寺、监、府的堂上官（长官）提出弹劾，或由监察官员提出弹劾，京官“贪腐”案件的提起、经皇帝许准审理的案件，一般由刑部或三法司管辖审理，案情重大则交议政王大臣、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领衔会同有关部门堂上官审理。
文官案件常须会同吏部审理，武官案件常须会同兵部审理。各部院职官犯罪，刑部或三法司会同各该部院审理。对地方高官大吏的贪腐犯罪案件一般派遣钦差大臣领衔审理（类似专案组）。如云贵总督恒文勒买黄金勒索属员案中，乾隆帝即派刑部尚书刘统勋会同贵州巡抚定长审理，要求他们“秉公严审，应革职解任者，一面奏闻，一面查办按律定拟具奏”。[4]云南布政使钱渡贪婪骫法案，乾隆即派侍郎袁守侗会同署理巡抚李湖秉公办理。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一案，乾隆帝则派遣侍郎和珅、喀宁阿并随带司员若干前往进行查办。[5]
（二）题参
清代职官犯罪，无论涉及地方官员还是中央各部、院、寺、监、府官员，均应奏闻皇帝。官员通过题本或奏折等书面形式向皇帝参劾贪腐官员，揭露其罪行，称作题参。题参是审理贪腐案件的重要程序。
在中央，题参多由都察院科道官员为之，在地方，题参多由督抚领衔。清代的总督例兼兵部右尚书、都察院右都御史衔，巡抚例兼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除完成地方军政职任外，还兼有监察职责。文职官员题参案件多由吏部办理，武职官员题参案件多由兵部办理。题参案件在整个清代，数量可观，上述一、二品大员贪腐案件，基本都属于题参案件。
题本，是清代官员向皇帝上疏言事的一种公文，其使用范围仅限于高级官员。凡涉及钱粮、弹劾、兵马、刑名等具体政务都要钤印署名具题，京官题本可直接送至内阁，外官则经由通政司转送内阁，上达皇帝。所谓“大小公事，皆用题本，用印具题”。[6]
朝廷处理寻常公务，须使用正式的文书题本，但“臣工于循常例行公务之外，尚须私下替皇室或内朝效力，京中或各省若有偶发事件，臣工必须据实奏闻。对于行之已久的制度，欲有所更张改革时，必须先行具折请旨。臣工各就所闻所见，具折奏陈，奏折遂成为君主在处理政务过程中集思广益的工具”。[7]奏折与题本相比，“不拘格式，书体自由，又无贴黄、票拟那种手续，当然快捷很多；而且毋须经过通政司、内阁，由皇帝亲拆亲行，自然保密性强”。[8]这就是密折，是非公开的君臣间的通信，从雍正以后的诸批奏折来看，除督抚之外，各省的布政使、按察使以及部分道员都有资格密折参奏。在不设直省的地区，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以及各省的八旗驻防将军、副都统也具有此资格，他们除参奏所辖范围的官员之外，也可以参奏其他地方官员。
通过题参，一个个惊天大案就此浮出水面。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西安副都统常清参奏西安将军松阿里坐扣兵粮，勒索馈送，经审得实。[9]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三月，广西巡抚孙士毅题参，揭开了两广总督富勒浑贪婪不法案的调查序幕。嘉庆十六年（1811年），浙江巡抚初彭龄等参奏学政徐松勒卖书册等等案件，不一而足。当然题参之外，仍有其他控告形式，比如，江南江西总督噶礼贪污害母案，即由其母叩阍而起；[10]甘肃布政使伍实勒索银两一案，亦由叩阍而起，只不过此种案件数量很少，不占主流，题参仍为控告贪腐案件的主要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