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话语层面，最高法院通过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中就有类似的两难表达：“坚持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指导方针，实现司法公正，方便群众诉讼，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循司法客观规律，体现审判工作的公开性、独立性、中立性、程序性、终局性等本质特征”。[7]如果要求法官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着重调解，恐怕就难以严格依法定程序，而显得欠缺“现代司法理念”；而如果要求法官严格依程序办案，则往往又显得“形式主义”，常被指责为“脱离群众，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而这显然又是“机关作风整顿”的对象。
在制度层面，制度本身就对法官存在矛盾的要求。审限制度与当事人主义就是这样一对典型。[8]一方面，法官要受到各种程序制度的严格规范；另一方面，同时又有诸多其他潜在的制度和政策需要法官突破程序才能做到。例如，从纠纷解决的视角分析，如果严格依照程序，现实的问题通过程序进行技术处理，但往往难以得到真正解决：现代法治在本质上是一种用权利话语重写历史，以程序技术掩饰实质矛盾的社会控制策略。[9]后一方面的规定则难以满足；如果以后者为中心，而不考虑是否严格依照程序，则法官难免有为正式制度追究之危险，这两个方面都可能置法官个人于不利的境地。法官当然清楚程序对自己的保护功能：理论上，只要严格依程序办案，即使出现了问题，法官也绝无责任。但实践中远非如此，即便法官严格依程序办案，如果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纠纷难以彻底解决而导致后患无穷，如当事人上访、自杀、“民转刑”等），法官则很可能成为两难制度的“替罪羊”，甚至是社会的牺牲品（如当事人报复等）。
（二）矛盾审理模式的必要性
一方面是法治建设中有严格遵守程序的必要性，一方面是“重实体轻程序”的社会现状也必须符合。我们的制度为什么这样要求法官？存在结构性矛盾的民事审理模式有何必要？程序何以必要？非程序化又何以必要？为避免矛盾，我们为什么不直接排除非程序化，抑或相反？程序与法治在如此两难的处境中进退维谷，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程序与法治对于我们而言真是必要的吗？
程序的必要性与非程序化的现实性，构成了本文两个最基本的理论预设。
首先，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发，对于国家而言，法治是一种政治上安全稳定的治理方式，不仅可以避免人治的动荡，也可以保障国家治理的正当性；对于社会而言，法治是一种安全且成本相对低廉的治理方式。故无论对国家还是社会，法治都是一种必然选择。在国家对社会的态度上，国家全面进入／治理社会需要耗费社会的巨大成本，同时也是对社会发展的抑制，容易引发国家与社会的内在紧张，故国家从社会的退出一方面为社会减少了成本，另一方面也缓解了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也是对人民权利与自由的尊重，有利于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的培育，因此，国家退出社会同时就要求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或者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要求国家退出社会。例如，国家自2006年起在各省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不仅将减少农民负担，也能够缓解农民与乡级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而隐性后果就是乡级政权的精简或萎缩，这是国家退出社会的重要步骤，必将重塑中国的农村社会，并对中国农村与城市的二元社会结构向一元化变迁产生深远影响。[10]因此，强调法治实际上是国家退出社会的一种方式与策略，也是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的必然要求——国家通过法治退出社会，社会通过法治实现转型，国家的退出与社会的转型，都是以法治建构为基础或者关节点的，这三者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同一过程。
其次，从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出发，政治介入司法领域的纠纷处理实际上是国家不当地干预社会，对于政治本身是一种损害，显然是非理智的。政治要退出纠纷解决（本质是国家从社会退出的一步），法治则是使政治“全身而退”的一个技术手段。法律逐渐走向前台，不仅是受命于政治，也是自我发展、增强自身地位的需要，而程序正是法律力图摆脱政治干预，树立权威地位，使法律显得越来越独立的技术策略。这样，政治通过强调法治隐身于纠纷解决的幕后；而法律则依托程序走向纠纷解决的前台。可以说，这正是“政法”型司法体制中政治色彩渐弱的内在原因。总而言之，正是因为法治具有使得纠纷去政治化、法律化的功能，使得政治不需要再承担纠纷所导致的统治正当性的风险，政治才真正愿意自我隐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