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地位之争长期存在着，争论的一方要求WTO对文化产品和服务予以特别对待，另一方则认为文化产品和服务与WTO下的其他产品和服务一样，没有特殊之处，无需特别对待。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争论恰恰说明至今为止WTO下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地位并不特殊[7]，文化产品和服务被视为一般产品和服务，相应地，WTO下的文化贸易争端也被视为普通产品和服务的争端，DSB不会对其予以特别处理。WTO的已决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国际文化贸易争端的典型案例是加拿大杂志案[8]，该案最终以加拿大败诉而告结。在该案中，无论是专家组还是上诉机构的裁决，在解释并运用诸如数量限制、例外条款和国民待遇等规则时，均严格按照规则的应有之意，没有因为争议对象是文化产品而增加或减少任何一方的权利或义务。这说明在WTO体制内，文化产品和服务没有得到特别对待，在规则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也不会得到特别对待。
综上，国际文化贸易争端在WTO框架的立法和裁决中和其他一般产品的贸易争端一样，受一般规则的同等约束，地位并不特殊。而地位的一般性意味着解决方式的一般性，在WTO框架下文化贸易争端并不强调外交方式解决。
然而，国际文化贸易争端的裁决将影响着败诉方的重大利益。CCD的前言中指出，“文化产品和服务拥有经济和文化双重属性，因为其传递着身份认同、价值观和意义，因此，不能认为其仅具有商业价值。”一般而言，国际文化贸易争端的裁决结果会给败诉方的生活方式、习俗、价值观、传统和信仰带来重大影响，严重的甚至会导致败诉方的民族文化特征消亡。加拿大杂志案的败诉使得加拿大被迫撤销有争议的措施，美国杂志保留住了其在加拿大市场上的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有人担心，如果任由商业一体化而消除了杂志的加拿大特征，加拿大的民族特征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将被抹杀。[9]可见，国际裁决机构的裁决所体现的刚性，使得加拿大没有回旋余地，苦不堪言。所以，在WTO下，国际文化贸易争端因其政治色彩而应优先考虑以外交方式解决。[10]通过外交方式解决，可以避免裁决的刚性约束，给本国的争议政策措施留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同时可避免搭便车现象的出现，减小对本国的重大利益的不利影响。
（三）WTO文化贸易争端外交方式解决的可能性
通过外交方式解决贸易争端的方法，从GATT到WTO一直受到广泛重视。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来看，诉讼前、诉讼中和诉讼后都给外交方式解决留下了运作空间。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简称DSU）第4条规定的磋商程序、第5条规定的斡旋、调解和调停程序即是诉讼前外交方式解决在正式程序中的反映。其中，磋商程序是进入专家组程序的必经阶段，斡旋、调解和调停程序则是非必经程序。DSU第5条第5款规定，如争端各方同意，斡旋、调解和调停程序可在专家组程序进行的同时继续进行；《上诉审查工作程序》规则第30条第2款规定，在上诉程序中，上诉方和被上诉方达成双方同意的争端解决办法在通知争端解决机构后，通知上诉机构，可以撤销上诉。换言之，在上诉程序中允许双方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可见，诉讼前和诉讼中的正式程序皆允许双方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然而，在诉讼后，则无正式程序支持谈判，但这不妨碍作为非正式程序的谈判方式的存在。[11]例如在欧盟香蕉案[12]中，对于欧盟不执行DSB裁定的行为，在2001年11月举行的多哈部长级会议上，通过谈判，WTO成员方同意免除欧盟修改了的香蕉进口制度所承诺的义务。[13]概而言之，WTO的机制设置为国际贸易争端的外交方式解决提供了可能。
外交方式解决之所以受到WTO体制的重视，与实践中的需求不可分离。从申诉方角度看，申诉方提起申诉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胜诉获得利益。然而，胜负结果是不可预知的，即使胜诉，在WTO下其得到胜诉裁决支持的利益也不一定能切实获得。由于WTO不是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机构，对判决结果无法强制执行而仅靠成员方自觉履行。但是，败诉方因国家利益的需要，不履行WTO裁决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欧盟香蕉案，巴西与加拿大飞机案[14]，美国外国销售公司案[15]，等等。因此，如果被申诉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可以较大程度上满足申诉方的诉讼预期，申诉方将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争端。从被申诉方角度看，被申诉方在法律上往往处于劣势，为减少诉讼所引起的主权成本，在合适的条件下也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有学者作过统计，1995年至2004年的WTO案件中，通过双边协议解决的案例所占比例为24.3％。[16]可见，实践中，申诉方与被申诉方一般都有通过外交方式解决争端的意愿，从而使得外交方式解决成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一种可能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