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捕权和司法审查权
批捕权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享有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力。但是这个权力一直以来受到大家关注，一方面它与国外法律规定不符，国外基本是将这个权力交给法官行使的；另一方面有人说批捕权与起诉职能相冲突，检察机关行使起诉权就决定了其具有追究的倾向，而审查批捕要求基于一种中立的立场，是人权保障的一种措施。我认为批捕是我国法律上的一种授权，这与我国检察机关的设置相契合，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在性质上又是司法机关，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看成是追诉机关。另外，如果说我们现在行使批捕权存在着问题，可能并不是缘于这个权力由检察机关行使了，主要还是因为公检法三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当然在程序设计上也是存在问题的。例如我们现在只是书面审查、一次性的审查，而国外有事前审查、事中审查还有事后审查等等。比如事前侦查机关写报告，而决定机关没有看到犯罪嫌疑人，主要看证据是不是成立；签发令状后将犯罪嫌疑人抓过来尽快地（很多国家规定在12小时以内）讯问，第一看是不是抓错了，第二看有没有继续关押的必要，我们将其简单地表述为“事中审查”；还有像德国的事后审查，审查批准机关经常地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审查，看看还有没有继续关押的必要。我国可以借鉴这些做法从程序上对审查批捕制度进行健全。如果说批捕权继续由检察机关行使，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将我国的司法审查范围扩大为三大类，即自由、财产和隐私等。而强制措施实际上也就这三大类，涉及人身自由的是逮捕、拘留、羁押等；涉及到财产的就是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涉及到隐私或者通信自由等其他重要权利的就是监听、窃听、检查扣押邮件等。将来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健全的情况下，凡是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或者侦查行为，都应当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如果现阶段由检察机关行使的批捕权相当于司法审查权的话，那么这种审查的范围应当扩大，当然在扩大之后应当在程序上对其有所限制和制约。
（三）诉讼监督与自身监督
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参与的时间最长，检察机关的行为贯穿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另外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的职能最多，别的机关介入刑事诉讼可能就干一件活或者一个职能，侦查就是侦查，审判就是审判，唯独检察机关“一身多任”，有侦查、批捕、起诉、监督等等。但是这就在理论上产生一个冲突和悖论。根据现在诉讼职能的研究，有两个结论性的意见：第一个就是随着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诉讼职能越来越多，可能由三职能变成五职能或者更多；第二个由于权力制衡的需要，防止专制，防止腐败，一个机关最好行使一个职能，或者说一个职能最好由一个机关行使，例如审检分立。因此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权应当是权力配置研讨过程中的重要话题。九六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大家一致赞成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当集中精力进行法律监督，不能把全部精力放到办案上，办理的案件越多监督就越不力，尤其表现在对自侦案件的监督上。因此刑事诉讼法增加了检察机关诉讼监督的基本原则，同时适当缩小了自侦案件的范围。这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过程中，很多人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提出异议，当然对这个问题进行研讨是非常必要的。我个人主张强化诉讼监督。现在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一方面实践中监督的力度并不大，监督的效果并不好；另一方面又很不愿意听到反对监督者的声音，但是真正让你去监督做的又不太好。所以我觉得首先可以从理论上进行探讨，论证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进行诉讼监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应当将这种诉讼监督同整个刑事诉讼机制统一起来，例如起诉引导侦查从某种意义上应当说是两全其美，一方面为起诉作了准备，另外一方面对侦查的监督也到位了。还有就是对审判机关的监督，包括抗诉等。我认为在保留诉讼监督的实质的前提下，对于称谓、形式可以进行变通。再一个真正需要监督的就是法律的统一实施，我非常欣赏日本的非常上告制度，韩国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许霆案件，涉及到法律的理解和适用，对此最高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有所作为。当然最高司法机关的解释最好不涉及个案、效力不及于被告人，不是说许霆被判五年轻了，判无期重了，关键是要确立一个规则，一个制度，以便告诉人们此类事情以后会如何处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监督，甚至是一个大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