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乡差别为世界之最、“三农”问题突出
与中国的具体国情有关，在改革开放之前，为了保障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城市部门获得了全社会80%以上的投资；实行以城镇非农户口与农业户口隔离的户籍制度为特色的城乡分割体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不平等交换，每年转移约二三百亿元农村创造的价值。这实质是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因为它使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而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改革开放后，由于仍未彻底放弃“国有企业优先”、“城市优先”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因此，近年来，占人口30%左右的城市一直占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70%以上，“剪刀差”的绝对数量按现值计算仍在增加，如1997年甚至达到2252亿元。城乡分割体制造成并维持了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和福利待遇差别。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高达4倍，并且这种状况仍在继续，而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该差距一般在1.5倍以下，很少超过2倍。城乡在物质基础、文化水平尤其是福利待遇上差别更是日趋明显。以教育为例，国家教育经费绝大部分花在城市，农村则主要靠自己解决，致使农民文盲多、文化水平低。再加上各种名目的税费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于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和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普遍的贫困化又使得几乎农村中的每个劳动力都是潜在的流出者，于是出现1988年后的“民工潮”现象。研究证明，一个农村劳动力收入达到2000元水平时，他们就不太可能到外地打工了。但目前由于人地关系紧张和平均主义的土地占有制度下的小规模农业经营状况，绝大部分地区的收入并不能达到这种水平。[6]因而农民在家乡受穷被欺、在城市遭受歧视，从表面情况看，与领导作风、城市管理和自身素质等有关，其实深入地分析，则是农民无权、社会地位低下和社会不平等的产物。联系犯罪问题考察，有学者就指出：“事实证明，当今中国所发生的大量犯罪是贫穷对富裕的报复，是乡村对城市的报复，是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报复。……但面对猖獗的愚昧野蛮，人们除了谴责、痛恨，却很少深挖个中原因。社会肌体上的毒瘤是怎么产生的？贫穷落后的农村已经成了犯罪的渊薮，成了愚昧丛生、迷信横行的基地。在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下，文明富裕的城市人能独善其身吗？”[7]关于社会公平问题，上世纪80年代后期，已有议论。其中有一种流行的看法就认为：“只要蛋糕做大什么都好办。”在整个社会物质匮乏的时候，人们都急于增加物质财富，“赶超型”的单纯以GDP为追求目标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盛行，但是，90年代以来我国GDP持续高速增长，可以说蛋糕越做越大，但是蛋糕的分配却越来越不公平，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包括犯罪问题由此而生。其实，邓小平同志讲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既要强调部分地区和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又要强调“我们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提出“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8]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生前提出的新经济发展理论即强调，必须注意解决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问题；必须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失业和贫困问题；必须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不断协调二者的关系。[9]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指出，我们现在存在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问题。可持续的、科学的发展观已经逐渐成为共识。当然，“发展才是硬道理”，对此不能有丝毫动摇，这也是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