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的变更必然涉及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规划变更程序缺失影响利害关系人权益的维护。如上文提及案例，小区规划变更必然导致物管房、园林、儿童游乐设施等公共用地使用权的丧失，这对利害关系人影响甚大。因此除非规划变更的内容极其微不足道外，规划变更应遵守与规划制定相同的程序。但由于现行的《城市规划法》缺失规划变更程序的缺失，只是在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被许可人要求变更行政许可事项的，应当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手续。在此条文表述中，也缺失对变更程序的明确要求。因此在实践中就出现了规划变更缺乏法律制约，这既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也侵犯了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产生了许多社会矛盾。
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形下，规划变更使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受损情形下，在立法上明确对规划利害关系人损失予以补偿。诸如《城市规划法》等法律对此没有规定，《国家赔偿法》规定只对直接的损失予以赔偿，因此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期待利益在实体法上也得不到保护。
（二）对行政程序司法审查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基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界限，行政诉讼中法院司法审查主要限定为合法性审查，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因此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必须依赖于立法对该行为的规范与制约。而实现法院对规划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法律对规划行为作出合理的规制。
但是在在没有法律具体规定规划变更程序情形下，法院能否依据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来审查行政规划变更程序合法性？这一问题必然涉及“法定行政程序”的理解问题。我国以制定法为传统的国家，在诉讼中强调严格适用法律，禁止法规造法，但当制定法没有规定的情形下，则将司法审查活动至于尴尬的境地。在我国目前缺少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虽然在《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解释》都涉及了“法定程序”，但都没有对“法定程序”的内涵作出统一的立法规定或司法解释。由于缺乏有关“法定行政程序”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导致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对待“法定行政程序”上意见不一致。在司法审查层面，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地维护。在司法审查中，法官能否在制定法缺失的情形下，从宪法原则、行政法原则。甚至判例和法理中寻找“法定程序”中的“法”，“法定程序”的“法”能否既包括行政程序内的任何成文的行政法律规范，也包括现代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如果也包括在内，则对受被诉具体行为影响的利害关系人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