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从一个案例来看行政规划变更的法律救济缺失。广州市桥虹花园建成于1996年，是一个别墅小区，规划总用地面积54567平方米，一共有200余栋，业主大都为民企老板，按照原有的规划，小区内大概有8000多平方米的物管房、园林、儿童游乐设施等公共用地。2003年11月26日，原开发商将29栋待建别墅用地和部分花园用地等共8110.8平方米，出售给广州市番禺友谊有限公司。友谊公司在取得广州市规划局番禺区分局等部门发出的相关证件后，于2004年7月开始拆除上述用地的园林和物管用房，用于兴建商铺和住宅，现已建成。小区的业主们采取各种方式进行维权。2004年12月，业委会主任陈先生将番禺区规划局告上了越秀区法院，三个月之后，法院判决番禺区规划局在2004年发给友谊公司《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行政许可法》，两个证被撤销，工程曾经一度停工。但在去年10月，友谊公司再度开始施工。2005年11月初，陈先生再次起诉番禺区规划局。在该案的一审和二审判决中，法院认为，规划局有核发建设工程许可证的职权，友谊公司也是按照规划局的要求办理手续，因此业主们要求撤销规划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理由不充分，驳回了陈先生的要求。[1]案件本身并不复杂，受规划直接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桥虹花园业主的主张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行政机关未经告知和听证程序就做出了变更行政规划的决定，但令人感到不合理的是，此案件暴露出出我国现行法在行政规划立法及对行政程序司法审查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受行政规划变更行为实质影响的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得到有效地维护。
（一）我国现行行政规划变更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国没有行政程序法典也没有专门的行政规划立法。只是在《土地管理法》、《预算法》等法律文件中有零散的关于行政规划的规定。针对上述案件所涉及的城市规划程序，以《城市规划法》为切入点，探讨我国现行行政规划变更程序立法存在的问题。《城市规划法》对于规划程序仅规定规划的制定程序。城市规划制定程序的规定主要包括第11条至22条，其分别规定了规划的编制主体、规划制定时应当考量的因素和条件、规划的种类、规划的分级审批制度及调整城市整体规划时的备案和审批制度。第28条规定城市规划批准后应公布。城市规划制定程序本身而言也存在诸多问题。一是从价值取向而言，过分侧重行政效能，强调对行政主体意志的维护，而忽视个人意志的表达和财产权的维护，体现出浓厚的管理模式色彩。而行政规划的目的之一是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冲突存在或可能存在的情形下，对可能的利益冲突进行协调，以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就发生在规划机关与公众之间、公众与公众之间的冲突而言，行政规划制定中理应有提出异议程序、听证程序等程序，以保障所有与规划的内容有利害关系的人有机会参与规划制定过程，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使各种合法利益都能在最后的规划裁决中得到合理考量和安排。二是这种制定程序的规定几乎等同于内部审批制度，而行政规划程序的性质应是外部程序。虽然也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批的内容，但由于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约功能微弱，将理应是外部程序的行政规划程序实际规定为内部审批程序，这与现代行政中加强公众才参与尤其利害关系人的参与的要求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