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命权和身体权的损害往往不可回复和不可逆转的。生命权的存在是一个自然人立足于群体的先决条件。生命的丧失将导致主体对己财产的终局性丧失，而身体权的缺陷也必然影响自然人的财富创造能力和利益享受带来的愉悦感。对其的侵害，法律仅能通过强制或者赔偿给与受害人心理平衡。而财产权却是类型无尽且不能被穷尽列举，具有强替代性。对财产的侵夺，法律能轻易地将利益失衡回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人格权和财产权的轻重分野，已经伦理化为一种公众的道德认同。在身体维权现象中，不仅侵权者侵犯了由法律所维持的社会秩序，维权者将二者轻重倒置的非理性行为更伤害了伦理观念，打破了道德的底线，伤害了人们秉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感。
(二)利益失衡的暴露
身体维权事件从根本而言，是社会利益失衡所导致的社会不和谐在社会关系中的案例化体现。弱势群体从社会中所得的利益太过有限，没有多余资源以供支配，仅有财产是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和人格尊严的底线。为富者的不仁，社会保障制度的孱弱，相关法律制度的缺失，以及部分法律在价值取向上未有倾向性保护，导致了弱者们无法通过规范途径去与强势群体进行利益协调，最后只能通过私力救济以死、残相搏。
利益失衡在我国是一个普遍化的社会问题。贫富分化、区域差距、城乡二元、行业垄断导致的利益失衡，在弱势群体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失落和报复性情感，人们便可能以非制度化、非程序化、非合法化渠道，表达不满以及主张权利。
(三)公权力机构公信力的削弱
吉登斯将信任区分为对个人的信任和对社会系统的信任，认为信任是对一个人或是一个系统的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5](P287)但对政府等公权力机构信任不可能凭空而存，必须嵌入关系网络之中，因此制度信任与个别信任是相互加强的关系。身体维权之痛加剧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身体维权所暴露的公权力问题频繁地以毁灭个别信任的方式去减损公众的制度信任，减损公权力机构的社会公信力。
公共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当由公权力加以维系的司法制度无法实现维护权利的目的时，维权主体便更多地通过私力救济的方式实现个体正义，而维权者在制度维权途径上的频繁碰壁，潜在维权者便开始转向其他，甚至非主流、边缘化的方式了。由于公共权力错位导致的权力滥用严重损害了公权主体的形象，使民众产生怀疑、厌恶、鄙视情绪，产生了信任危机，特别是当相对人位于社会底层，积贫积弱，法治意识淡薄，甚至有着极端行为倾向时。强弱的悬殊难免会让公众难塑信任，恶性循环，将更多的无助者推向非理性维权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