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利用人情、“面子”机制促成和解
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让当事人感到法官在为他着想，就是让当事人感到欠了法官的“人情”。按照人情交往中的互惠原则，当事人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还法官的人情。法官也会用这样的语言：“你们双方都给我一个面子??”因此，当法官提出一个合理的调解方案的时候，当事人会认为如果拒绝接受就是不给法官面子，这是不近情理而可能遭致他人否定评价的。为了促成和解，法官会要求当事人照顾对方的面子，在是非责任方面不要及斤斤计较。必要时在调解协议书中可以含糊其词，比如不明确认定一方的过错行为，而是用“双方发生纠纷”来代替；当事人承担的责任不是损害赔偿，而是“补偿费用”，等等。
(三)为什么调解
法官通常在出现下列情况时喜欢采取调解方式处理案件。
1.认定事实的证据不足时。但是，当证据不够充分时，法官的“事实恐惧感”会成为法官作判决的心理障碍。而调解以当事人合意为正当性的基础，并非以法官查明案件事实为充要条件。法官对案件事实的掌握充其量是他提高调解成功率的砝码之一。
2.适用法律困难时。在审判过程中遇到法律规定模糊，法无明文规定，法官又不得不把案件审理下去时，也会采用调解方式解决“问题”。法官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来自严厉的错案追究制。当事人上诉意味着法官的判决有被改判和发回重审的风险。而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同时就是丧失了上诉的机会。对于法官而言错案风险就不存在了。法官用调解作为消解“恐惧”的手段也发生在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执行程序中。判决的既判力禁止法官(执行员)在执行程序中调解；刑事诉讼除了自诉案件外，一般不允许调解；行政诉讼除了有关行政赔偿问题外，一般也不允许调解。但是，由于法官的这种规避风险的心理，无论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在刑事和行政诉讼中，都能看到法官变相的“调解”行为。（9）相反，当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没有障碍，当事人又不太好做工作时，法官不一定愿意费时费力去调解。
3.“人情案”、“关系案”。法官对当事人有特殊关系时，也会采用调解方式帮一方当事人的忙。比如拖延时间，或者利用对方当事人对法律的不熟悉，或者利用对方想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的心理对其施加压力，说服他接受法官的调解方案。
4.“交办案”、“矛盾激化案”。如果当事人有较大的对立情绪时，法官做出的“非黑即白”式的判决往往容易火上浇油，不仅引发当事人更强烈的冲突，而且可能将矛盾转向法院和法官。当案件涉及“敏感问题”，比如社会稳定等政治问题，有关方面会给法院“慎重处理”的特别交待。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必须采取调解的方式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