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单位制组织迅速向一种准利益团体形式转化，同时还出现了下岗工人等无归属群体。由于在不同的阶层和群体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机制，出现了“断裂社会”的社会结构：不同时代的成分并存，相互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4](P49)社会无法为其成员提供有效的解决纠纷的渠道。
(三)转型时期现实性社会冲突与非现实性社会冲突（6）交织
在断裂社会中，不同时代的多元价值诉求同在，且相互之间无法沟通协商，导致冲突往往包含非现实因素。在许多包含利益严重失衡的纠纷，比如在房屋拆迁、农地征用、企业改制中的劳资争议、农民负担、环境污染等等纠纷中，几乎无一例外地包含一些非现实性特征。
另外，断裂社会中的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存在相互转化可能性。一方面，两极分化的社会中，贫富悬殊给社会成员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十分强烈，进而容易对既得利益者有抱怨、指责和不信任情绪。加上弱势群体在表达和追求利益方面的无助与绝望，极易转化为情绪的表达，甚至于把情绪表达当作冲突的目的。一些现实性冲突因为这个因素而加剧了冲突的激烈程度，冲突各方极易将感情和情绪表达带入纠纷解决过程中，以至于出现非现实性特征。另一方面，因社会缺乏纠纷的自我解决机制，一些现实性的社会纠纷得不到及时化解，当事人的情绪带入日积月累，致使纠纷转化为非现实性纠纷。
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的特殊性，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加上社会自我消解纠纷机制的缺失，大量的纠纷得不到及时化解，逐渐累积起来，如同高压锅的减压阀排气不畅，久而久之形成巨大的压力。面对解决社会纠纷的巨大压力，国家提出了包括加强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在内的“综合治理”战略，旨在重振人民调解的“大调解”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动的。法院调解实际上是被当作“大调解”运动的一部分而被重新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并再次背负起社会控制与整合的重要功能。换句话说，法院调解发挥着本该属于社会自我消解纠纷机制应当发挥的作用。
四、法院调解的实证分析（7）
[法院调解个案]：曹某与何某为了经营竞争发生矛盾，继而发生扭打，致使曹某右手拇指骨折。曹某以何某故意伤害至其轻伤为由起刑事自诉，请求法院追究何某的刑事责任，并赔偿损失10000元。法官了解到，何某在纠纷发生后便关了店门，也不住在家中。法官担心被告可能躲藏起来，给诉讼的进行带来障碍。为了顺利地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并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法官请自诉人提供线索。自诉人猜测被告可能住在H镇其岳母家，虽然他不清楚其岳母的具体住址，但听说她常在市场上摆摊。法官请他带路，我们驱车前往H镇。在路上，法官对自诉人说：这个案子证据比较单薄，只有派出所的报案记录和病历、医疗费单据等，很难认定被告构成伤害罪。你们是互相扭打，都有过错，对方可能反诉。我知道的，你们打这个官司就是打口气。邻居之间抬头不见低头见，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