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惩治与激励要双管齐下
“义务的道德”可以成为法律规范的对象，“愿望的道德”则不应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两者的关系犹如一根标尺。
法律对道德领域的干预度应依时而定。当道德的力量本身足以保证道德规范得以实施时，法律就应与道德保持必要的距离。但，当道德的力量不足以使道德规范得到实施，而该规范对社会来说又至关重要时，就有必要采取法律干预的手段，以强化和巩固该规范，否则，听任道德规范的滑坡，直至最后成为普遍现象，那时再想通过立法扭转局面，也恐怕是“法不责众”、为时已晚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救死扶伤是人人视之为理所当然的事，人们无法想象面对落水者、救人者要求先交钱再救人，那时，即使有见死不救、见危不救的现象，也绝对是极个别的（由于是极个别的，法律也就没有必要作出反映），整个社会强大的道德力量和舆论攻势会把它深深抑制住，因而彼时不需要动用法律这个武器。但今天的情况出现了很大的不同，见死不救、见危不救频频发生于现实生活中，撞击着全社会的良心。在这种情形下，不能一味地强调法律与道德的分野，要发挥法律的纠偏作用。
通过法律纠偏，并不是说就只有用刑法惩治见死不救、见危不救一条路，而应是多管齐下，如对见义勇为、乐于助人者要给予物质和精神的奖励，对因见义勇为而造成伤残或死亡的，要确保其本人和家属的生活无后顾之忧；在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案件中，若查明被救助者故意诬陷见义勇为和乐于助人者，诬陷者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
事实上，在美国和加拿大，就有“好撒马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这是给伤者、病人的自愿救助者免除责任的法律，目的在于使人做好事时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遭到追究，从而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士施以帮助。我国目前与其说要在增设“见死（危）不救罪”上做文章，还不如说要在激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乐于助人方面加强立法和执法。
另外，需要明确的是，即使有的国家设立了“见危不救罪”，也是特指对本人或第三人无任何危险的见危不救行为，而不包括那种可能给本人或第三人带来危险的见危不救行为。譬如，对落水者，一个驾着船只在江面上航行的人，只要把船开过去，伸出一根绳子就可以把人救上来，却见死不救，此为犯罪；而同样是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却是因为自己水性不好或根本不会游泳，此则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