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股东并非企业家，而只是考虑冒风险投资获利的资本家。在现代社会，公司的管理工作必将由董事会及其委任的经理们担当。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现代的经理们会更多地考虑他们自身的权力和地位，而将股东的获利放在次要地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董事会和经理们必须在某种监督下行使管理职能。从法律角度看，股东除了通过股东会对董事会行使监督之外，还可选举监事组成监事会来进行日常监督。在这方面，中国公司法和香港公司法对董事日常监督的规定是不一样的。在香港，尤其是大型的上市公司，董事往往有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之分（EXECUTIVEDIRECTOR&NON-EXECUTIVEDIRECTOR，英国称内部董事和外来董事）。执行董事负责管理公司的具体事务。非执行董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他们通过定期参与董事会的决策活动而对执行董事起到监督的作用。中国的公司法则采用德国的做法，即以监事会监督董事、经理的管理活动。所不同的是，在德国，董事会是由监事会设立的并对监事会负责。（注：有关内容，见梅慎实，“现代股份公司经营监督模式比较与评析”，《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第113—114页。）相比之下，中国公司中的监事会显得势单力簿，不能真正起到对董事会或董事的监督作用。举例来说，当董事、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时，监事会可以要求董事、经理纠正错误；或者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汇报董事、经理的错误。（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26条。）但是，提议召开权并不等于召集权。一旦董事、经理不但不改正错误，并且影响董事会不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时，（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46条和112条。）监事会就显得束手无策。或许，监事会只能等待一年一次的股东大会的到来。（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04条。）在这种情形下，是否能赋予监事会一种特殊的召集权呢？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注：徐武生编著，《公司法案例评析与实务》，第87—9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4年版。）但这毕竟不符合现有的法律。只好将此留给立法者们在今后修订公司法时讨论、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