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立法，先问逻辑或方法上是否可能
周赟
【关键词】立法；逻辑；方法
【全文】
近些年来，诸如“小悦悦”案等现象真可谓屡见不鲜。老实说，稍有良知的人大概都会对“小悦悦案”中的“路人”感到愤慨、甚至恶心；进而可能也多少会为当下社会的道德滑坡感到忧虑、痛心。人们从各个层面提出应对之策。有人甚至还提出设立“见死不救”罪的立法建议，似乎法律应当迅速介入相关问题，并通过立法——执法——司法一条龙服务尽可能快地扭转相关局面。
记得黄仁宇在研究中国历史后指出，传统中国文化有一种很独特的现象，即凡事首先问的是道德上的好或坏，而不问方法上是否可行；久而久之，竟演变成了凡事只问道德上的好或坏，而压根不问方法上是否可行。举例说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毫不利己、一心利人”就是典型：在这些口号或做法中，言说者就基本只考虑道德的制高点，而对于逻辑上或方法上是否可能的问题就基本没有考虑。
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见死不救”的法律规制问题同样具有如上属性。大概没有谁会否认见死不救在道德上的可恶及可恨之处，然而，是否因为它的道德上之不可取，法律就应当伸手管一管此类问题？如果法律要管，它该怎样管？一俟我们进入到该如何从法律角度规制这些现象的层面上，就会发现，所谓“见死不救”——以及其他相类似的道德问题——立法规制就不过是又一种“道德上正确但方法上不可行”之吁求。
法律没有办法让每个人变“好”，它唯一可能做成的事情是防止人们“坏透”、也即“坏”到社会秩序的维续都不可能之程度。法律无法“拯救”社会道德滑坡乃至道德本身。法律面对道德问题时的“无能为力”，早在我们古人那儿就已经得到了雄辩的论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提倡“德治”的儒家还是反对德治、提倡“法治”的法家双方都得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如商鞅就明确指出，“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相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商君书？画策篇》）；汉时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也断言，“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至于儒家，则更是从来都反对以“法”、“刑”、“政”之类的强力手段来治理国家，因为这些手段所能达致的最佳局面也不过是“民免而无耻”而不可能是“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良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