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化倾向是基于现象化倾向的。在循环时间观看来，各种现象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因此必须从整体上来理解现象世界。在古代法律中，法律关系的主体并不是我们现代所认为的个人，而是家庭或者族群。梅因认为，人类最初分散在完全孤立的集团中，这种集团由对父辈的服从而结合在一起。而早期的法律概念预先设定了一个组织比较广泛、由许多家族集团组成的联合体。[20]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出：个人权利取决于家族权利，而基于家族权利的个人权利最终表现为身份。在古代社会，继承法的最主要内容就是身份继承，即家族权利的继承。这种个人权利融没于集团权利的状况所引致的后果就是，集团中的每个人都有义务为其他成员承担责任。[21]古代法律中的株连制度正可以在这里找到观念渊源。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写到：“在中国，子女犯罪，父亲是受处罚的。秘鲁也有同样的习惯。……在我们的国家，父亲因儿女被判罪，和儿女因父亲被判罪所感到的羞耻，就是严厉的刑罚，严厉得像在中国的死刑一样。”[22]可见，株连制度是广泛存在的。整体化倾向在古代法律中的表达，来源于人们对于个人必死和家族永恒的假设。正如梅因所说，古代社会“所持有的人生观和发达的法律学中所体现的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团体永生不灭，因此，原始法律把它所关联的实体即宗法或家族集团，视为永久的和不能消灭的”。[23]
循环时间观引致的静态秩序观否认变化，并认为不变是永恒的。因此，永恒化的倾向变得顺理成章。古代法律中权利配置的基础往往是身份。一方面，身份所依凭的血统，对于个人来讲，在其自然生命周期内是不可改变。另一方面，身份的永恒化进一步证成了权力世袭与终身的合理性。梅因说：“最古社会的家族组织曾在少数法律制度学上留有明白而广大的标志，显示出‘父’或其他祖先对于卑亲属的人身和财产有终身的权力，这种权力，我们为了方便起见，用它后来在罗马的名称，称它做‘家父权’。”[24]权力的永恒以及作为其后果的财产分配的永恒，是静态社会秩序的应有之义。作为永恒权力的象征之一，父权在古代社会的普遍存在，绝非一种偶然，它与静态社会秩序的绵延是密切相关的。19世纪的法国，处于一个动荡和转变的时期，也是一个静态社会秩序逐渐被打破，而动态秩序逐渐被打造的时期。当时正在北美游历的托克维尔，基于对美国的观察，对法国的状况有了一定的反思：
在法国，无论人们怎么认为，对出身的偏见仍然施加着一种十分巨大的影响力。出身仍然构成个人之间几乎无法逾越的一种隔阂。在法。国，职业仍然在某种程度上使那些从事它们的人分为三六九等。这些偏见是一切当中对于平等最有害的，因为它们造成了一些永久的而且几乎是无法消除的差别，甚至有了财富和时间的帮助时也是这样的。[25]
托克维尔看到了当时法国普遍存在的永恒差异，而这种差异与其传统的古代法律小无关系。在古代法律中，与权利及权力配置永恒化相对应的是，责任也是永恒的。在通常情况下，触犯了法律的人是要被随时追究责任的，甚至在这个人已经死亡的情况下，也要对其尸体执行特殊的刑罚。
古代法律在某些领域不可避免地要直接涉及时间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只有加入了时间要素，法律规范本身才是明确和可操作的；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时间本身也是最有效的定分止争标准。时效取得，是古代法律中通过时间来确定物权的基本规范。康德在其《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这样阐释物权。
原始的最先获得一个外在的对象（一个意志行为的对象），称之为占领，这只能对实物或有形物发生。如今，有个外在对象确实按这种方式被占领了（作为经验占有的条件），那么，这个占领行动就事先假定，它在时间上发生于其他任何人也想去占领它之前。由此产生一条法律的格言：“谁在时间上占先，在法律上也占先。”[26]
康德紧接着补充：“第一种获得物只能是土地”。在古代法律统治的时期，人们最主要的财产就是土地，因此，通过先占而取得土地的制度是一切财产权利的核心。
黑格尔也主张“物属于时间上偶然最先占有它的那个人所有，这是毋待烦言的自明的规定，因为第二个人不能占有已经属于他人所有的东西。”[27]在论述物权时，康德与黑格尔表现出的惊人一致在于，他们都观察到了自古以来人类物权制度的基本精神，即通过时间链条上的先后顺序进行分配。古代法律在确定物权时为了达到确定性的目的，只能通过“占有”这一现象在时间链条上的永恒性来实现。时间上的最早，构成了唯一的条件；[28]而这种时间上的占先是可以被感知和观察的，也是不变和永恒的，甚至是可以忽略时间本身的。[29]物权制度背后的永恒性理念契合于主张不变的绝对时间观。柏拉图就持有绝对时间观。[30]而绝对时间观则最终趋向于循环时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