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循环时间观与线性时间观受到了相同因素的影响，但是应当指出的是，同一因素的不同层面或阶段，既可能支撑循环时间观，也可能凸显线性时间观。因此，这两种基本的时间观，并非是绝对孤立或互不兼容的，而是在它们之间存在着“同时而在”与“顺时而替”的可能。

　　从历史沿承来看，人类的时间观经历了一个由循环论到线性论的转变。“18世纪启蒙运动使人类社会无限进步、线性发展的观念深入人心，19世纪进化论的创立及其被广泛的接受，更使线性观念彻底取代了循环观的支配地位。”[14]人类生产方式由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路径也推动了这一转变的展开。[15]从地理分布来看，循环时间观盛行于东方世界，而线性时间观则发源于西方世界。法国学者巴尔比耶提出了“东方时间”的概念，并认为这种时间观属于一种循环时间观，他认为中国关于“道”的哲学本质就在于重复性。[16]“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时间的线性特征表现得尤其突出，他们认为‘过程’十分重要—需要多少时间就用多少时间，我们要一直把它做到底。”[17]

　　时间观的历史沿承与地理分布及其更替的方向性，与人类社会进人现代的时空坐标是一致的。进入现代意味着，人类的基本行为规则由古代法律向现代法律的转变。基于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有理由发出疑问：时间观与法律的同步转变是否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那么，时间观与法律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如果有，这种联系是什么？第一个疑问可以部分地从哲学上得到解答。时间观反映了人们对自身及周遭的看法，它存在于个人、族群乃至国家的观念深处。这种看法使得个人及其组成体的行为具有了原生的价值与意义，进而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基本行为规则。但是这样的解答显然过于形而上。事实上，对于第一个疑问的解答，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第二个疑问的解答。只有寻找到，或者穷尽各种办法也无法找到时间观与法律之间的联系后，才能令人信服地消除第一个疑问。

　　本文拟通过三个路径寻找时间观与法律之间的联系：①时间观对法律的塑造：不同的时间观类型会衍生出对社会秩序的不同主张，而这些主张会渗透到具体的法律之中；②与时间直接相关的法律所隐含的时间观预设；③时间观与法律的互动中，法律自身所呈现出来的特征。如果我们通过三个路径能寻找到时间观与法律之间的联系，则可以有充足的理由来解答上述疑问。

　　在讨论时间观与法律问题时，不得不关注的一个事件就是美国的诞生及其对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法律的影响。因为，这一事件本身不仅意味着法律的变革，而且意味着时间观的变革。身处欧洲变革年代的法国人托克维尔于1831年5月10日至次年2月20日对美国进行了考察。他对传统欧洲的真实体验和对新兴美国的敏锐观察，以及对现代变革前后的对比、反省和展望，为阐释这段历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线索。

　　鉴于循环时间观向线性时间观的转变与古代法律向现代法律的转变在时间与空间上重叠的现实，本文有必要从循环时间观与古代法律，线性时间观与现代法律两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二、循环时间观与古代法律

　　循环时间观为时间勾勒了一幅圆美的图景，它表达了人类的某种崇拜冲动。因此，它倾向于承认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并承认其对世界的绝对控制力，它将社会引向一种被规定了的秩序状态。[18]这种秩序是一种静态秩序。静态秩序并不是没变化，而是否认改变的存在及对其进行改造的可能。静态秩序，是循环时间观对人类社会自然状态的假设。并且在描述这一状态时，循环时间观表现出三种倾向，即现象化、整体化和永恒化。

　　循环时间观是基于自然现象的。反过来，现象本身也都成了人们理解自然乃至社会的基本范式。人们总是用拟人或者比喻的方式来表达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和预测。这就决定了循环时间观所倡导或建构的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立基于人的感官刺激。在古代法律中，这样的印记相当明显。中国古代法律被认为是以“礼”为内核的，而“礼”则属于现象与感官的范畴。个人的住宅、衣着、用具以及动作都暗示了其可享有的权利和须承担的义务；而对“礼”的遵守预示的乃是对社会权利与资源配置制度的遵守和对特定对象合乎规范的对待。在古代刑罚体系中，无论是在东方世界还是在西方世界，对自然人的刑罚，基本都是在公开场合，以残忍、缓慢和具有观赏性的方式来执行。其目的就在于引起被罚者可感受到的疼痛或可见的残疾与标记，以及对围观者的充分感官刺激，以促使他们能够遵守法律。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的开篇就描绘了18世纪中叶的一起刑罚执行场景，[19]而这种惩罚手段在该事件以前的人类历史中广泛存在。在古代司法中，法庭和法官往往也会以特定的装饰来表明自己就是正义或者权威的化身。人类历史早期存在的占卜与神断，本质上就是用自然现象来代替裁判本身。现象化倾向使得古代法律难以逃离人的感性体验，其后果就是古代法律对于理性的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