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反而是面对问题第一线的中国大陆学者，尤其是法学界，要么对此反应冷淡，要么意识到这种新清史对中国国家认同所具有的颠覆性作用，耐人寻味。而其中的关键点，还是在于如何理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我们必须证明，大清就是中国，它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王朝历史链条中的一环；而且，民国继承了大清，它们不过是同一个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而实际上，征诸事实，这是一个再容易证明不过的问题，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以及此后的顺康雍乾嘉等所有清朝皇帝，他们的言行都在在证明其所建立的王朝具有“中国”的性质。只不过这个中国不是由朱明一家所垄断，而是天下逐鹿，为有德者居之而已。而其中最能够证明清王朝的中国属性，以及清王朝与民国之间主权连续性的证据，就是清帝的逊位诏书。
但为什么这么一份重要的历史和宪法性文件却在漫长的一个多世纪里从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反而是英国人丁乐梅和日本人有贺长雄首先意识到了其真正的意义，实在值得我们的反思。也正因此，本期高全喜、杨昂和章永乐三篇对逊位诏书及其与中华民国主权正当性关系的揭示，才难能可贵。
四、学术与政治
自从韦伯在上个世纪初提出“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并被中国人引入以来，在科学甚至“科学主义”的旗帜下，“中立、客观和科学”成了中国学者至为珍视的学术伦理。这对于捍卫学术自由，防止政治或政客对学术的干预，自然重要。尤其对于经历了十年浩劫，曾经长期不被允许独立思考的中国学者而言，更具特殊的意义。然而，也许“事实”是可以中立和客观的，但对事实的理解却真的能够做到同样的“中立”和“客观”吗？也许可以，但绝不是绝对可以。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真正能够斩断事实与价值之间链接的“休谟铡刀”，知识的背后也始终洗不掉价值立场和政治诉求的色彩，也正是在知识及其所内蕴的理解之中，潜藏着一个政权甚至国家的历史依据与合法性。学者当然不应该被政客干预，与政治风向共舞，而应该保持其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但我们真的可以对政治冷漠吗？这里，“新清史”与西方国际法理论之间的唱和，应该可以给我们诸多反向的启示。
附《清帝逊位诏书》全文及相关介绍（此为法理网编辑所加，资料来源于高全喜：《清帝逊位诏书的宪法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