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权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的消极不作为，而消极不作为是要求政府依法行政。由于中国法治的不完善，人权司法保护的能力非常有限，通过行政手段保护人权的效率有时高于司法保护，但是，这更削弱了司法的威信。重行政轻司法一直是中国人权保护模式迈不过、但必须要过的一道槛。
最后，在目前行政权力极为强大、司法难以独立的情况下，应充分考虑人权司法（宪政）保护的难度。这些困难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缺乏与自由主义有关的思想文化度基础；二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很多不确定因素。[16]公民权利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它们与中国传统上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我境界有很大的出入，因此，从上世纪30年代的胡适到90年代的刘军宁，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在中国难以落地生根，虽当代年轻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在增强，但是，缺乏法治状态下的个人主义往往是个人私欲泛滥。在体制方面，对自由权利的诉求与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有关，市场越发达，政府可以管理和需要管理的范围就越小，因而，由个体组成的市民社会能够保护自身权利的可能性就越大，且越为迫切，这些权利就是表达权、结束权等权利。目前的中国所实行的是政府主导下的不完全市场经济，政府与公民社会的成长发育构成了一个彼消此长的互动关系，因此，以自由为本位的权利何时以及如何获得，取决于当一个市场的成熟程度和一个公民社会的出现。当政府可以轻车熟路般管理这个社会的时候，当中国政府正式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时，[17]实施主体将从政府转向司法部门，此时，以自由为本位的人权模式的建立，宪政、法治人权保护似水到渠成，如期而至。
【作者简介】
黎尔平，汕头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1]中国人权模式(pattern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中国人权保障机制”(regime of human rights protection in China)。本文认为，用模式一词，既应景于当下讨论的中国模式，同时用“模式”一词暗含某些与其他国家不同，显示着独到之处和特点。而用“regime”（机制）一词为国际人权领域所通用，更多地表示各国都有的某种机制或系统，如公共交通系统。机制中是共性多与个性。
[2]罗豪才：“人权保障的中国模式”，《人权》，2009年第6期，第4页。
[3]H.van Maarserveen and G.van der Tang, Written Constitu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1978, p191.
[4][日]宫泽俊义著 芦部信喜补订 董璠舆译：《日本国宪法精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年，第35页。
[5]【奥】曼弗雷德·诺瓦克著 孙世彦 毕小青译：《<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评注》，第二版中文版前言，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北京，第12页。
[6]林来梵 季彦敏：“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法”，《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第65页。
[7][意]圭多·德·拉吉罗著，[英]R.G.科林伍德英译，杨军译 张晓辉校：《欧洲自由主义史》，长春，吉林
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5页。
[8]“人的安全网络”组织编写李宝东译：《人权教育手册》，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24页。
[9]徐显明：“人权的体系与分类”，《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第103页。
[10]王林霞：“浅谈中国人权发展的独特模式及其经验意义”，《人权》，2009年第1期，第26页。
[11]《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http://news.sina.com.cn/c/2009-04-13/101117598864.shtml，2010-11-11。
[12]李步云：“论人权的三种存在形态”，《法学研究》，1991年第4期，第89页。
[13]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2008, p.4621.
[14]金晓晨：“中国人权发展模式初探”，《学术界》，2010年第9期，第43页。
[15]【美】罗纳德·德金著 信春鹰 吴玉章译：《认真对待权利》，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363页。
[16]这里用“社会转型期”来表达中国的现状比较合适。社会转型意味着不定型，也表示着探索和追求，是一个未定性的中性词。
[17]中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和1998年10月5日先后签署了人权公约和人权B公约2001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做出了批准《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的决定，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目前也正在由有关部门加紧审议，不久将会被批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