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在伦敦召开的联合国防止犯罪暨处遇大会作出的决议认为，短期监禁因其具有一定缺陷，“普遍实施，极不相宜”，但若完全废止，在实际方面亦不相宜，故可减少实施；同时必以其他方法代替。将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而罚金刑不剥夺犯罪人的自由，仅剥夺犯罪人“物化的或具体的自由”即金钱，通过此就消除了犯罪人在狱中交叉感染人可能性。第四、有利于实现刑法的经济性，减少司法成本。将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缓解了监狱的压力，国家不用提供费用和照料，支出减少。并且罚金刑是强制犯罪人无条件地向国家缴纳金钱，国家因而还可以增加国库收入。将这些收入再转用于监狱，监狱刑运作将更为顺畅。

　　无可否认，短期自由刑易科罚金也存在消极作用的一面。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可能导致刑罚适用上的不平等。由于社会存在贫富差别，对于富人而言，易科罚金其很容易履行；但对于贫穷人来说，如不能缴纳罚金，根据澳门刑法的规定，则仍处徒刑。另外为了能缴纳罚金，这些人还可能会重新犯罪。易科在经济的不平等面前，也不可能作到平等。第二、极易导致“以罚代刑”。由于是否易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官或法官自由裁量，加之法律规定的抽象性，许多原本不能易科的案件仍然被易科。

　　有关财产刑(罚金)易服劳役(监禁)，根据台湾学者蔡墩铭的观点，其“系特别之执行方法，而非独立之主刑或徒刑”。这与国外的替代自由刑有所不同。国外的替代自由刑是真正的(替代)自由刑，不是为了罚金刑的缴纳而实施的强制措施。由此可以看出台湾、澳门地区刑法中罚金易服劳役(监禁)的主要作用在于保证罚金刑的有效执行。在台湾和澳门地区，罚金刑是作为主刑存在的。进入7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罚金刑的适用达到54％-67％。尽管其适用率很高，但“执行难”问题一直困扰着司法实践。作为一种主要的刑罚，其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执行，那么就会丧失作为刑罚的意义，并且最终会影响到刑法自身的权威。为此就采用了易科劳役或易科监禁这一罚金刑的有效执行方法。

　　综观两地区刑法中有关易科劳役或易科监禁规定，我们认为其也存在某种弊端。台湾地区“刑法”中的易服劳役不仅有程序上的限制，还有性质上的限制。从本意上看，其易服劳役重在劳务的提供，而非自由的剥夺。其“刑事诉讼法”第四百八十条条第一项也规定：罚金易服劳役者，应与外徒刑或拘役之人犯分别执行。单单从这些来看，台湾地区“刑法”中易服劳役规定具有科学性。但实际上，在台湾地区刑事执行实务中，由于执行的场所有限，除了少数监狱，许多易服劳役与服自由刑者共处一室，共同劳动，服劳役与服短期自由没有什么差别。澳门地区刑法中有易科监禁的规定，这种将罚金这一不剥夺自由的刑罚易科为实际上为剥夺自由的刑罚，无疑加重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增加了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数量。并且将本不用入狱的收监执行，极易导致这些轻微犯罪的行为人受到感染，这不符合刑罚的目的。此外，这种易科同样也会造成同罪异罚，形成富人可不过监狱，而穷人必须进监狱的刑事司法裁判制度上的不公平现象。刑罚适用上出现了不平等。